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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稀硫酸不腐蚀木制的器具，只有浓硫酸接触木头，才会一下子把木头烧黑了。
苏联专家出了个主意，马上加工20个大木桶，直径要两米，高也要两米，这样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从里面把铀浸出来。苏联专家作为技术指导，强调要安全防护，设备条件简陋不等于说就不能安全防护或者不需要安全防护了。比如操作的时候都要戴胶皮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还要围上橡皮围裙，戴口罩，另外，废水一定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
土法炼铀中，有些材料需求量比较大，比如用来过滤的布就特别费。当时因为一般布都要凭布票购买，买多了不行，工人们就轮流去商店，一人买几米回来。到那里买布时还不敢跟人家说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刘杰说，那个时候苏方将勘探重点放在了新疆，他很早就有资料，认为在新疆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派了很重要的力量到新疆。但是我们在湖南郴州发现了铀矿以后，我们就提议转向湖南，因为在湖南更便于开采，能够很快上马。苏方开始还不太愿意，后来经过研究，他们也同意在湖南有重点地搞，这就促使我们很快在金银寨进行勘探和开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苏联以前曾经在野外用一种很简便的办法来分析、化验，我们知道了以后，也决定照搬过来。那个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开始，人们心情急迫，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使我们的矿产赶上去，一时也顾不了正规的开采方法。当时毛主席专门开会来研究地质工作，朱总司令也特别关心这个地质，他每次下乡回来就带一些矿石，问这个矿石怎么样，有用没用。那时候还普遍提倡群众报矿，主要是为了应付第一个五年计划，能不能够有矿产，这是最基础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这个铀矿不光你这一个部门搞，也可以大家来办。开采时可以用最简便的办法，用大木桶把矿石放在里边，首先是碾碎，用硫酸来溶解，然后像磨豆腐一样，几十个布袋悬空吊在草棚里，用豆腐包来过滤。那个时候苏联专家也很看不惯，说你们这样子是污染环境的行为。但是当时有一股劲，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把铀矿搞出来。差不多经过一年多的工夫，各地方搞出来许多原料，再把它收购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收购了一百五十多吨矿，除了广东翁源留了一个典型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慢慢停止了。当然，这种铀矿太粗糙了，成分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后来也有人讲这个东西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在随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整个工业的发展中，矿山是最难的，我们在衡阳的选矿厂有几十万吨处理能力的厂子，能不能够很快开工，矿山能不能开采出来，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后话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急需的是铀的原料。
第37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3）
1958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制成黄饼后，再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国家当时定出的价钱却超过了黄金，每吨二十来万元。
袁成隆说，土法炼铀，老百姓搞，我听说云南云沧那个地方有农民在炼铀，我就跟部里说了，我说这是个大事情，我得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后来我就去了。沿途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那儿炼呢，跑到云南边境，看了很让人惊奇的，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个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那个矿比较富，把那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呢，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把那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过滤，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到细一点儿的铀沫，也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道一道弄下去了。我看这个很好，很感动人啊，这里的人真积极啊。我就把情况报告给部里。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过，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又一时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勘察铀矿，开采矿石，是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终取得，又必须由专门的厂家进行复杂的生产，才能供给原子能发电与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铀矿勘探紧张进行的同时，也开始了几个核工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考虑到核工业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机密以及投入生产后又有放射性等特点，参考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时的办法，双方根据当时国家的战略要求确定了几个原则：安全、隐蔽性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要求。随后，成立了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领队的是二机部部长助理何克希，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成员有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以及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和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共22人。他们用两个来月时间跑了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苏联专家想在洛阳找一个地方建铀浓缩厂，后来又提出在西安，都很快就被上头否定了，选厂小组只好继续向西寻找。后来任铀浓缩厂副总工程师的刘宝庆是这个选厂小组的组长，让他参加，是因为苏联专家提出铀浓缩厂用电量很大，将来生产以后还不能断电，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选一个搞电的专家。刘宝庆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由铁道部保送到莫斯科机械电器工程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铁道电器化。当初是想将来回来搞铁道电器化的。但在他回国时，大使馆告诉他，钱三强要抽调他回国搞原子能。
1955年刘宝庆刚回国，三办的李绍州就带他到地质部报到，住在招待所。第二天钱三强来找他，刘宝庆说，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学电的，不是搞物理的，更不是搞原子能的，你为什么要把我吸收到原子能事业里来？钱三强说，将来我们要建原子能电站，你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嘛。刘宝庆一听，放下心来，觉得自己的专业至少有一半能用上了。他对钱三强说，你是专家，我连小学生的资历都不够，你能不能推荐一点这方面的书？钱三强便给了他一本苏联原子能应用方面的书。刘宝庆只知道铀浓缩厂是一方面给原子能电站提供燃料，一方面给军用原子弹提供原料。我回国之后和一个叫连培生的负责整理原子能电站方面的资料。
1957年，根据中苏协议，由陈一民带队，卢荣光和刘宝庆他们这些人先出去参加选厂普查。普查的时候是按原子能电站的要求进行普查的，首先要有电力供应，因为污染比较大，要求地下水越低越好，交通要方便，便于运输。回来以后，苏联选厂专家也来了，选厂组由苏方和中方各出任一名组长，苏方的鲁钦和中方的刘宝庆被指定担任，在何克希和王介福指导下展开工作。选厂组走了很多地方，苏联专家一路看了下来，总觉得条件都不是太好，比如西宁那边，地方比较小，丘陵比较多，平地少，水流量小。四川虽然有水，但气温又比较高，地下水位也不低，人口比较密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往西北再转转。转到兰州，他们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条件不错，专家说这个场地很好——铀浓缩厂运行起来发电量比较大，大部分电要变成热能把它排放出去，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第38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4）
找到省里，选厂小组说他们看中了这个离兰州仅40公里的地方。但他们没想到，这已经是别人嘴里的一块肉了，若想要，就得抢了。省里告诉他们，航空部门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作飞机厂，你们只有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现在的场址只做了一些勘探工作。你们如果真的想要，人家也许会从大局出发让给你们。
卢荣光也是这个选厂小组的成员，他说，那时候陈一民带队，用的是国家计委的名义，而不用建筑技术局的名义。因为你建筑技术局搞这么多的厂址是什么意思啊，容易被人家怀疑。人家也不容易重视。计委代表全国性，陈一民就是计委一个局的局长，我们都是他底下的工程师。厂址很难选啊，因为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有的是太偏僻了，交通太不方便。有的虽然条件好，但又太暴露。走到兰州，实在找不到，这怎么办，专家就要来了，时间很短促，这么多工厂要建，怎么办呢？一看有一个黄河拐弯的地方，有山没有人，一大片树林子，那边也没人，离兰州也比较远。大家都说这个地方不错，再一看，隐隐约约还有点小房子，地盘很大。就去一问，却说是一个飞机制造厂，正在这筹备，还没建，那几栋房子是筹备人员住的，有人就说，找他们把这块好地方要过来。
王中蕃正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听说有人要抢占他的这块风水宝地，立马就急了眼。王中蕃说，当时一告诉我，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工作都做两年多，就要开工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大批人了，机校、航校、发动机研究院，整个计划是七万多人啊。我在朝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