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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第63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报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报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几站或往后几站下车，再走过来，保密很严。我们到了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当时邓稼先教我们学物理方面的书，刚开始办公室在那儿，宿舍也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大家去建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基础劳动。白天老邓带着我们在外面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就去工地，开始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饭。老邓经常有些事，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我们就拨一点儿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我们都在工地外面吃。经常发生鸡吃我们的饭菜这种事情。
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我们十个人左右就到人民剧场，他买票。我们说老邓当然你请客了，你的工资比我们高，他说没问题。看完京剧他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就拉我们到西四的砂锅居，他说咱们从猪头吃到猪尾巴。我们说好啊，真就吃了个不亦乐乎。
第64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5）
竺家亨说，开始时工作找不着头绪，我们提醒老邓，你问问苏联专家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他也曾经通过翻译一起到苏联专家那儿去，当时中苏关系大概已经不太好了，反正到苏联专家那儿问，都没有得到什么回答你的。专家总是说你们不要着急，指定你们学几本书，你们把这些书念完以后，再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很生气，我们四年大学下来，也是念十几本书，你现在让我们念十几本书，等于又要四五年。老邓就跟我们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先开展一些与核武器有关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结构方面的考虑，怎么超临界，中子怎么输送，反应前怎么压缩。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先有些考虑和准备，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那时候苏联专家也会来检查的，他们说了好几次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考虑怎么做。所以老邓就给我们布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书，把苏联专家指定的那几本书放在桌子上。而笔记本和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些东西，等苏联专家来的时候赶紧收到抽屉里。学到一定时候就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怎么估算，原子弹设计什么是关键问题？有一次我们提醒老邓，看看专家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书，有些什么资料。有一次专家没在办公室，门开着，他就到书架上看有些什么书，回来后赶紧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碰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老邓经常强调，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有时我们为了某个数据到底是对还是错，争得面红耳赤。而邓稼先他就有这个优点，他能把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时随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这个问题做得怎么样了？还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领导同我们那么融洽，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要卖力，再不卖力也对不起他，他交代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朱建士说，当时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你非民主不可。为什么呢，开始谁都不懂，虽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许多问题讨论的时候，就必然让大家去讲。当时谁都没有干过，真正开始干过的还是下面的人。第一线动手干的人，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充分地讲。与专家争论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调研弹缩性怎么走向的问题。我和王志孝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