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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充分地讲。与专家争论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调研弹缩性怎么走向的问题。我和王志孝调研以后是这么走上去，这确实是从国外文献上看到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一讲完以后，底下几乎一致的意见说你怎么往上翘，应该是平的。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于国内前沿了，因为国内很有名的专家都还是抱固有的看法的。这种看法对于一般的纯粹的弹缩性力学是适用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高压底下，边上没法挤出去的情况下，压挤的过程中间流体力学的作用是主要的，静水压力是主要的，然后那些偏压是加上去的，它应该是往上翘的。经过我们解释后，老专家们至少是没有再说我们是胡说八道的了。再加上这些老科学家确实作风好，像老邓，老周——周光召先生，像彭桓武先生，都很能发挥大家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民主的问题。开始我们正好是1958年搞大跃进出来的人，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敢争，不同意都可以争。那时候气氛很好。到后来专家多了以后，后期我们参加汇报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谈意见谈的就比较少了，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只向组长汇报，组长再往上一级一级地汇报。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容易卡在缺乏充分的畅达的沟通上。说到邓稼先，那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认真又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要讲帅才，恰巧是他的缺点。他能团结人，但是真正能帅，能把大家的工作指到点子上，周光召、于敏要比他强，这方面不是他的特长。但是他确实能调动你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大家的作用。“文革”期间确实有些人闹情绪不愿意干，他就是拍肩膀劝大家去干。九所的同志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一拍肩膀就是让你干活，你又不好意思不干。这个不好意思不干，确实不完全因为他是所长，大家觉得他都来求你你能不干吗？他是个好人，并且这个事情也确实是该干的。他特别老实，担子又这么重，所以一到紧张的时候他真的沉不住，压力太大啊。以前有文艺作品把老邓说得如何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这恰好不是老邓。他是一到紧张的时候就要慌，就手发抖。
第三部分
第65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1）
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
躲在工棚里做出中子源——李觉抓大事，吴际霖细心，郭英会精明—— 朱光亚从两边兼顾到一头扎进九局——233名专家全部撤走，30个核项目有23个没有完成协定义务—— “给了我们，这个帐是很难还的”——爆炸计划推迟到1964年—— 康生嫌太晚，毛主席说，你去当二机部长吧
有一天，王方定出去办事，在大院里走到20号楼门口，正好碰到钱三强出来。钱三强说，来，我跟你说句话，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搞这个东西。事后，王方定才知道钱三强所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原子弹里的中子源。钱三强说，我们需要一个搞化学的搞武器，找谁来做这个工作呢？除了你，另外几个都是女同志，所以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一点，你愿不愿意去？王方定当即就答应了：钱所长说的，没问题，我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不几天，刘允斌也跟他说起过这件事。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说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讲的。这样吧，你过几天再到我办公室来。
王方定说，过几天钱先生打电话要我去，拿一张纸写上：吴际霖同志，介绍王方定到九局工作。我就拿着，跑到部大楼报到。我分去之后，和王贻仁跟着邓稼先一起跑东安市场，跑旧书店，到处去买专业书。苏联专家不是要我们读那些书嘛。我负责化学方面的书，我们把一些旧书通通搜集起来。中午在王府井吃馄饨。不久胡仁宇回来探亲，也被九局留在北京了，本来他念完就是副博士，可是他没有念完。所以他没有副博士头衔，后来评级还比我低一级。胡仁宇回来以后，我们这边就成立了一个室，把赖祖武从复旦调来了。赖祖武是第一副主任，胡仁宇是副主任，我们就是底下的几个组长。然后分来一些大学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说他们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说是九局的。连九字都不敢说，更别说原子弹了，怕泄密。钱先生说，你们去作裂变产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来，练一个小时的俄语，还派了一个俄语教师来教，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后来专家就来了，不久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但我们还不清楚。苏联专家曾经开过一个单子，做什么做什么，其中化学的开了三四条。我拿回一看，发现有些问题，我跑去问他。因为经常去找他，约了以后就可以问他。我说，你给我们开的这几个项目都是爆炸以后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诉我们，爆炸之前我们化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他说，爆炸之前该做什么，要由你们自己的科学领导人来告诉你们。这就封了口，没法再做下去了。实际上他开这些单子，也是钱先生叫我们爆炸以后做的这些工作。我估计他知道中国科学家的水平，爆炸以后该做什么还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学该干什么？他就是不说。当时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领导人赶紧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工作做起来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会看见我，说王方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光亚调来了。那时候朱主任调来，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苏联在1959年6月20日写信说无限期推迟提交原先谈好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二机部调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做了一些变动。王方定领导的化学组，研究重点由对爆炸后的烟云样品分析转为研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
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也叫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核武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材料到达超临界状态的一定时刻注入点火中子，从而引起剧烈的链式反应，也就是使裂变材料燃烧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其中一条路线的带头人是王方定，研制的地点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说，有许多东西我都是跟杨承宗先生学来的。做试验的时候，做着做着我回头一看，杨先生他在后边看着你做呢。有时候你看文献，看到法文的文献，他就帮你翻成英文，比翻成中文还快。记得我们刚到原子能所时学习陈伯达的讲话，陈伯达在科学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分来的人作报告，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老知识分子，怎么样团结老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我在学校的时候竟然参与改造我们系里的教授，开会去批判他们。来所之后把这种极左思想扭了过来，这一扭就剩下害怕成分了。不过杨承宗先生挺好，他不怎么训人。老实说我有一点没学到杨先生，我就是爱训人。而且我觉得训人工作进展快。
有一次，钱三强把王方定叫到办公室，交给他几个装有一点镭…D的石英瓶子。这是钱三强十几年前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带回来的。因为镭…D的半衰期是22年，所以瓶子里的镭…D半数以上还存活着，约有几个居里。王方定说，那时候我觉得他办公室好大，那几个石英瓶子，大概像个小梨形的小瓶子，上面是磨口塞盖着的，里边黑乎乎的。他说这东西从法国带回来，做钋的原料，保留很久了，现在终于得到了它最好的用途了。他挺高兴。要做中子源了，所里成立了一个出中子委员会，何泽慧先生是委员，我们在原子能所这几个人就由何先生管。因为保密，其他人不管我们，业务方面经常向何先生汇报。在这之前领导交代下来，要我用钋做中子源，原子能所没有这种老式的放射性的东西，我就跑到高能所，从一堆垃圾里面找出来了。等衰变以后，得出钋…210，我在高能所试验室里就把它提出来了，后来钱先生给了这么大的中子源，晚上都发荧光，挺可爱的。但钱先生带回来的这个中子源做最后的东西是不行的，还要到反应堆里去生产。钱先生带回来的只有几个居里，中子源用的要比这个大上百倍，必须在反应堆里做。我刚刚不是说做钋源吗？钱先生给我五瓶，但你不能把它放到炸药里面去，它还有杂质，你必须把它精炼出来做成很小的东西。这是理论设计要用的，在平常的情况下它不能出中子；也不能发生别的化学变化。所以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一点不许露出来，而且要把它尽量和出中子的氢金属放在一起。有的同志因为东西泄漏出来，而住了医院，我记得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叫郭高平，他曾一不小心把东西泄漏出来。受放射性污染；人送进医院；从苏联回来穿的高级衣服也锁在箱子里，不敢再动了。钱先生说你们要学居里夫人，她就是在一个很破的工棚里面，做出了镭，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做强放射性试验用的工棚是完全按钱先生的思想搭起来的。外头不起眼不要紧，里头要高标准，五面刷油漆，地板铺着橡皮板。我们躲在那个地方做起中子源来了。那时原子能所的化学顾问扎卡卢毕还在，他就问刘允斌，刘允斌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个扎卡卢毕问我，你们这几个人怎么不在这边待着，成天往那边跑干什么？我就跟他说，甭管他们，不管他们干什么去了，别管。实际上刘允斌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中子源了，对苏联专家就已经保密了。至于以后为什么拿王方定这个名字来做小组的名字，那完全是为了总结、为了宣传才这么叫的。
第66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2）
1949年6月，朱光亚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25岁那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2月27日踏上了归国路程。许慧君说，我是1948年去的，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