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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杰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4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那时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说是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当时任二室副主任，陈能宽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药成型工艺的研制工作。吴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制工作。一开始，我领着二、三组的同志消化苏联设计二分厂各子项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请苏联专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艺、炸药、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都是一句也不讲。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叫17号工地，在官厅水库那边，加工工房才刚开始建，但上级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拿出炸药柱，打响第一炮。看样子五一节以前工房还交不了工，我们只好搭起帐篷做工房，在帐篷里搞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注装炸药，主要的单质炸药一个是TNT，再一个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须用铝和铜的，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那时候没有啊，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买那些铝盆铝锅铝勺什么的。熔药桶是两层的，夹一层，中间要通蒸气。我们在车间焊接这个熔药桶时没有模具，就想了个笨办法，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以后装在圆筒里边，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下来一场山洪，把我们的帐篷工号都冲掉了，我们刚焊接好的熔药桶也都给冲到了官厅水库，去找回来一看，全碰坏了。大家心里难受，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帐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从头开始搞。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随后，边生产边研制出各种不同规格的炸药零部件，满足了四、五组同志做爆轰试验的需要。在这期间，我们上了混合炸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药柱不能有缩孔，也不能有裂纹。我们加工车间条件不具备，做不了那个球，因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别不好做。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们厂子，把情况一说，厂长书记二话不说就给了两套小球模具。我本来跟他们说明白了，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东西的，不要钱，白送。
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1881年。中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17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启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第75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刘文翰1960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9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36斤减到28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1943年成立的，到1945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1960年到1964年用了4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来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要扛着行李卷迎风走20里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不到二尺铺位。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六里地去试验场。
刘文瀚说，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启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启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235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启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聚焦元件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这个坐标一号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坐标一号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坐标一号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因为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陈能宽说他1947年出国的时候，轮船上所有不文明行为的警句，像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大声喧哗之类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写，他挺生气的。那天他想去理发，船上的理发师说没时间，后来别人告诉他其实是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可是日本人例外。陈能宽说国破方知人种贱，他说咱们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陈能宽是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矿冶系，19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系，随后在耶鲁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当时他做的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属物理，即所谓金属单晶体的换型形变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来，但是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国搞了一阵子反共排华，最后还是周恩来在日内瓦谈判，双方交换平民他才回来。
第76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陈能宽说，1950年我拿到博士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从香港进入深圳，当时那里还是个小村子，但是感觉特别亲切。回到中国后，我先是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应用物理所，1960年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来以后到金属所，没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科学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么的，转来转去的。那对我老伴怎么说呢，就只告诉她我现在调到一个保密单位，做什么工作不能跟外面讲。一开始到了九所，他们总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说，绕弯子，只告诉我是做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原子弹”这三个字儿是不能讲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领导说我没搞过，怕干不好。不记得是李觉、朱光亚还是钱三强，当时听我一讲就笑了，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啊？你现在就主要做爆轰方面的工作。我这时也只好改专业了，国家需要嘛。不懂怎么办？边干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