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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第79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