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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组在下面转了几个月之后，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个数，一回京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很快上报军委并转给中央。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了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说到当今的形势，虽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就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是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总理提出，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8年。那时候部党组研究的意见是争取5年实现原子弹爆炸。8年呢，进行储备。那时说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也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原子弹爆炸。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来目标是1964年。这已经是三次谈期限目标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可以正式定出一个目标出来。假如没有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慢慢来了。在散步的时候，遇见陈老总，陈老总一见面就问，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都要白了。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要争取时间呐！陈老总临了还叮嘱我：你好好想想。后来陈毅又说，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到很有分量。再联想到过去总理在开会的时候，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美国不断的推断中国什么时候核爆炸，总理也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笑着说，刘杰啊，什么时候能核实验啊，第一颗核实验什么时候能进行啊？我和张爱萍从下面调查回来之后，去向林彪汇报，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这就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是过去预测性的目标。于是，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报告里讲，原子弹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只是我们没搞过，没有经验而已。中国人有了四大发明，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这规律难道我们不能掌握吗。后边又阐述了一下我们这两年来核工业和核武器进展的情况。报告提出，只要能够努力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争取1964年或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是有可能的。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后来见到我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说很好嘛！
第89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3）
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1961年10月9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大约是从包头起，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他这么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我的感觉是他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就在11月2日，他们到聂总那里作了汇报，这次汇报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报的。汇报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报告吧。当时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和张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为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给刘杰过目以后就送给张总长了。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是坐车送到张爱萍同志家的。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原子弹研制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报。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端工作，所以说话留有余地。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没有提1965年这个后限，而突出说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在第一页的空白边沿处批了15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实际上，二机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1964年爆炸这个目标做的。刘正威说，罗瑞卿向中央的报告上，把最迟1965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只说定在1964年爆炸，这也是聂荣臻的意见。那么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办，这就成为一种决策了。刘杰回来传达时就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的确太大了，周总理亲自挂帅，那可不一般啊。当时罗瑞卿也感觉到了，他的一些话也不是那么太灵了，不是老吵架嘛，所以，专委的成立非常及时。
中央专委除主任由总理周恩来担任外，还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领导，即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专委会第一次开会时，决定设立一个专委办公室，由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副主任。专委会下属办公室的几位成员是周恩来亲自和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选定的一些国防工业资深专家，分别是刘柏罗、许淦、赖坚、李光、宋良甫、怀国模、朱科、泉松春、高魁宽、汪祖辉，其中秘书长是郑汉涛，副秘书长是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刘柏罗。
刘柏罗和吴际霖一样，在延安时就造过手榴弹，现在有机会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程，极富戏剧性。刘柏罗说，那时候国际斗争挺麻烦的。我们正在北京开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标准会，好多国家都来参加，会上斗争挺尖锐。东欧有些国家对苏联很不满，我们也不好挑他这个东西，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我是冶金工业部的钢铁司司长，所以由我来主持这个会。那天晚上刚开完会，还没吃饭呢，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就通知我，让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一看，好多副部长都在这儿，吃饭中就讲了，说是中央、总理要调你到国防工办。那时候没说专委要抓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工业，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只说你明天就得去，明天上午8点到赵尔陆那儿报到。他也没有讲具体内容，说完这个没话说了，也不好讲什么，保密保得很厉害。我挺紧张，第二天就报到，就这么来了，很简单。中央专委成立后，要组建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时候先调到了四个人，李光、赖坚、宋良甫和我，其他五个暂时还没调来。专委会成立后的第13天，总理开会，是15人专委的第二次会议，这一天是1962年的11月29号。在这第二次专委会议之前，有人曾提出中国应该像印度尼赫鲁那样，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他的意思也是说这样更利于领导。周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说，我们不搞尼赫鲁式的原子能委员会，我们的专门委员会和他们不同，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在这次专委会上总理首先讲，今天介绍咱们四个专委办公室的干部，新调来的。就把我们一个一个都介绍了。完了就专门对办公室、对我们提出要求了。总理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到了专委办公室工作，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要腿勤手勤口勤。你们过去都是首长了，到这里以后，一方面你们权力很大，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中央专委，专委会定下来的事儿，你们去执行的时候，权力最大。另一方面，你们的权力也最小，因为你们个人不能决定任何问题。每次开会时，有好多情况，总理要问。我们事先要准备一个专委会议的议题要点。后来，总理就指定我一开会要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念这个议题要点，我都不大好意思。议题要点包括各部的意见，还有我们对处理这个项目的意见。然后，专委会上就一条一条讨论，很细致的，都是根据各部门的报告，特别是二机部的报告整理出来的。报告很厚一摞，总理在开会以前，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