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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朦胧，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强有力地操纵着个体的命运，个体在斗争的过程中甚至连对象在何处都无法确定（找不到的法院、进不去的城堡），所以他的反抗和斗争就只能是无效的。
《中国长城建造时》写一大批南方的百姓被赶到北方修筑长城，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何人做皇帝。他们只是宿命地受驱赶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个体在一种强大而又神秘的权威面前无能为力、任凭摆布。
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虽然软弱，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反抗性，只是他们的反抗总是遇到重重的障碍、重重的阻力，最终这种不得不归于徒劳。《城堡》和《审判》中的主人公都反抗了，但又都失败了。《诏书》写一个垂死的皇帝派一位钦差大臣把一份“诏书”送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但这位大臣一出门就遇到巨大的人群，怎么也挤不出去；他想要走出宫门，但宫门重重、城墙垒垒、台阶无数，怎么也出不去。《荆棘丛》中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梦：主人公在公园里迷了路，陷进一个“荆棘丛”中不能自拔，于是大声呼救，一个园丁不忙不慌地走来，好象是要救他，但又说要先请示他的上司。世界就像这样的荒谬而不合情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处境尴尬，充满了绝望感和恐惧感，人生如梦。“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只能宿命地听凭命运摆布、走向死亡。卡夫卡在他的梦魇记录中告诉我们：不管野兔跑得多快，跑到哪里，都逃不脱野狗的猎获。卡夫卡的小说告诉我们：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疲劳战，他有无数个敌人要战胜，但一个也看不见，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他的能量就在这无穷的障碍中消耗殆尽。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到最后无不精疲力竭，丧失了反抗的信心和能量，俯首听命于权威的摆布。卡夫卡把现代人的萎缩写得可谓入木三分。
3。负罪感与愧疚感
卡夫卡虽然对他笔下的小人物充满了同情，也表现了这些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抗争，但同时，他又有严重的负罪感和愧疚感。这种感受可能是起于卡夫卡对父亲的双重的、矛盾的态度。卡夫卡的性格是矛盾的，有软弱、妥协和自卑的一面，又有反抗、叛逆的一面。在家里，他一方面不满于父亲的专横粗暴，同时又敬佩他的精明强悍，连父亲的强壮的体魄也使多病瘦小的卡夫卡自惭形秽。同时，他对自己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的“好儿子”而内疚，觉得自己对父亲的反叛“大逆不道”。这种软弱、妥协和罪感反应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小说主人公在反抗的过程中不能始终如一，反抗到底，而是慢慢地变得顺从、妥协、屈服甚至认罪，从坚信自己清白到认为自己真的有罪。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审判》中的主人公K。K开始时对自己的无端被逮十分愤慨，他慷慨陈词，大骂法庭“贪赃枉法”、“藏污纳垢”。但这种反抗情绪随着他对法的认识的加深不是更加强烈而是渐趋平息，最后是毫无反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死刑。这种转变除了在诉讼过程中的绝望情绪以外，还有一种“罪恶感”在起作用。他逐渐感到：自己在国家法庭面前尽管是无罪的，但在正义法庭 （道德法庭）面前又是有罪的，因为作为一个银行小官员他也曾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苦苦哀求的穷人，就像后来的法庭对待自己的那样，因而K最后是乐于被处死的。卡夫卡认为：他也是“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付”，“我们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们都参予了这个犯罪的行动。”如何才能从犯罪者、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呢？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不合理、异化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不仅因为残暴邪恶的统治者的存在，也因为允许、默认这种邪恶存在的被统治者的存在，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如果每个公民都挺身而出的对统治者的残暴作出抗议，那么这种统治、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就会结束。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所谓“无辜”的被统治者又是统治者的帮凶。因此在一个被污染被异化的世界上，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是“带菌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参与犯罪的一分子，卡夫卡的这种忏悔意识一方面表现了他严于解剖自己的宽阔而严肃的情怀，但同时也模糊了他对异化的本质的认识。
总之，卡夫卡的小说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座异化的画廊，里面陈列着在这个异化社会中被异化的群像，他们就像那只被驯化成“人”的非洲猿猴（见卡夫卡小说《为科学院作的报告》）那样，不能站立也不能坐下，只能“弯着膝盖蹲着，身子无时无刻不在颤抖。”他们体验着孤独、焦急、绝望、恐惧、无力、负罪等变态的情感，是些被虐待的精神流放者。他们的脸上都有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鞭打过的伤痕，他们在某种神秘权威的制约、支配下无能为力，宿命地走向死亡。
现代小说艺术的探险者——总结卡夫卡作品的艺术特征
卡夫卡小说的艺术探索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现代人的异化这一主题而进行的。卡夫卡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体验和艺术思考具有极大的超前性与先锋性，这种超前性与先锋性给他的小说在艺术上也带来了先锋性，卡夫卡为现代世界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继他而起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受益于卡夫卡。
1。象征与图像化
卡夫卡小说较早地显示了现代小说理性化、哲学化的倾向，哲理进入小说中成为小说的核心。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都是象征性的，当这种象征性达到高度抽象的程度时，就产生图像化的效果。抽象的哲理取代具体的人物性格或故事情节成为小说的中心。这样他的小说中描写的具体的场景、细节、人物、情节等都超出了自身而负荷着更多的内容，成为一种普遍人生状态或哲学思想的象征，成为哲理的道具和图像。卡夫卡超越了现实的层面而进入超验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难以言传的东西是指不能用哲学化、概念化的语言加以直接表达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层体验，这种体验在卡夫卡的笔下借用一种感性图像与多层次的象征意象而传达出来。因而，卡夫卡小说中的感性层面的细节、场景、人物、情节都具有深层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变成虫的格里高尔、进不了城堡的土地恻量员、找不到法院又被莫名其妙地被逮并处以死刑的银行小官员等等，都成为现代人异化状态、异化体验的象征性图像。卡夫卡说自己的创作是“图像，仅仅是图像；别无其他。”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及其遭遇都是作为哲理的表现图式而使用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找不到与他们直接对应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成为虫），但其象征意义又无疑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揭示了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正如奥地利文学评论家恩斯特·费歇尔所指出的：“卡夫卡潜心于这种充满预感的图像，他倾向于把它当作探索世界秘密，参与现实的决定性手段。”
2。现代寓言
图像化包含了寓言的成份。寓言是卡夫卡运用得最多、最成熟的一种文学形式。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其特点在于它显示了人类通过具体的故事表达抽象的哲理的精神探索和思维方式，寓言中的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还用以表达超故事层的寓意。同时，寓言还有一个特点，即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而这种动物又被艺术地变形了，它们常常有人的思维和情感，是人化的动物。寓言的这两个特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被得到了创造性的继续和发展。卡夫卡常常创造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寓言故事来表达他对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哲理性思考，他的整部作品都可以作为一个展开了的寓言来读。他的许多以动物或人化了的动物以及动物化了的人作主人公的小说是非常明显的现代寓言，如《写给科学院的报告》中的非洲猿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虫化了的人）、《地洞》中的“我”，都是被极大地变形了的动物或动物化的人，他们的“形”是动物的，而他们的思想、体验、心理活动又是人的，从而这些动物的故事非常有效地揭示了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精神世界。即使不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也都可以作为寓言来读。如《审判》中那个著名的“法律门前”的故事，这是主人公K在陪外宾参观教堂时，一个牧师讲给他听的：一个乡下农民要进法的大门，门卫说现在不行。农民问：以后呢？答：以后可能可以。于是门卫给了他一张凳子，这位农民就坐在那儿等。他等了一年、二年、三年……就这样痴痴地等到死。临死前这位农民问：“大家都渴望进法的大门，可是这么多年，除我以外，怎么没有谁要求进去过呢？”回答是：“这里没有谁能准许进去，因为这一入口是只为你而开的。”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回答，只为这位农民开的门却不能让他进去。但这个寓言不过是要告诉人们：那些以为了人民而设立的政府机构，恰恰不允许人民进去。生活中那些似乎是专门属于你的，为你而安排的东西，最后得不到的不恰好是你么？
不过，我们说卡夫卡的寓言是现代寓言，说他创造性地使用了寓言，意在表明他的寓言或小说与传统寓言的差别。传统寓言中的故事层与寓意层关系过于简单明了（如《狼与小羊》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意），缺少两者之间的必要的多义性和张力关系，很难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这是因为传统寓言与其说是文学样式。不如说是说理政论样式，它为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