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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第二道探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活的民工许进友，在探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当探沟挖下两米深时，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高保发站在脚手架上正一筐筐艰难地把泥土从沟里提出。突然，“轰隆”一声，脚手架木板断裂，架子倒塌，高保发向探沟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等待命运的判决，刹那间高保发在大家的心中，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来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迹发生了：高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来，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沟。高保发从此名声大振，也有人预言：“高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应验。
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丰富多采起来。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刘精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子和姑娘们轮流唱歌，虽然得到一致响应，但没有人愿意出场。最后高保发自告奋勇，站出来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
欢笑过后，临到姑娘出场。她们更是羞涩，捂着脸不肯露面。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让十七岁的刘桂香登场。
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好说爱动，俊俏的瓜籽脸总是露着微笑，很是惹人喜爱。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便弃学务农，平时大家都叫她“四年级”，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
小刘桂香不再推辞，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
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
两眼相望无话讲
太阳升起天已亮
妹妹心中发了慌
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
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
……
事情如此简单，高保发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刘桂香一曲《送情郎》，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小刘桂香身体单薄，每遇重活，高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小刘桂香见高保发衣服破烂，便悄悄地给他缝补，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保发，以示感激和爱恋。1958年9月21日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这是定陵发掘两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三十余年，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
遗憾的是，当我们来到高保发家中，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了。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
第七章 定陵之主
21岁的青年皇帝，即着手预建自己的陵墓。群臣踏破青山，遍选吉壤；梁子琦争功未成，反遭贬罚之祸。一场场惊险奇特的故事之后，定陵开始了长达6年的建造——
“吉壤”纷争
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作者）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 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