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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妃生下了朱常洛。皇孙从天而降，皇祚有继了，慈圣太后大为高兴。在皇嗣问题上，德清觉得他是头功，受到太后的破格青睐、庇护，自然也得意洋洋。他究竟是寺庙来的僧人，又哪里知道，万历意中的皇嗣，并不是偶有一幸的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是那位恩爱始终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国本之争”朝廷内外一直激烈地争吵了多少年，在朝臣、太后的双重压力下，最后朱常洛总算勉强立为太子，对万历来说，一百个不情愿，是一口吐不出的窝囊气，他必须候机报复。太后不断地给予德清以恩宠，德清又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太后，幼年天子摄于慈圣之威还能忍气吞声，皇帝逐渐长大了，而且手下有的是专门探听消息、施展酷刑的鹰犬特务——东厂太监，与德清清算“祈嗣”旧帐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牢山古来为道家圣地之一。德清所建的海印寺，本来是一片废墟，有关产权佛道素有争议。这一次道士们要报复，状告德清侵权占地，官司闹到莱州府，德清有宫闱支持，莱州府又能如何？官司又闹到京城了，道士们与宦官勾结，又闹到朝廷，万历示意严办并追回银两，于是德清被逮捕，锒铛入狱。狱吏严刑逼供，德清承认黄金千两都赈济了灾民，狱吏再施酷刑，棍打火烧，德清用瑜珈功相护，进入了禅定，全无感觉。再动大刑，德清说话了：“太后给的银两要诬我定案不难，叫皇上又怎么对太后交待？皇上可是孝子啊！”他抬出了太后。这些话提醒了审官，又传到万历耳中，再加上一些大臣从中斡旋，遂以私造寺院为名定罪，遣戍雷州。1596年他被押解雷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充军生涯。德清自己说“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难，诏下狱，滨九死”。又说：“僧之从戍者，古今不多见”。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和尚充军的确少有，在明代他成了仅有的一个。1614年太后归天，万历下诏赦免。德清接到诏书，痛哭流涕，面对太后灵牌，又从新穿上袈裟，这时他已六十九岁高龄，年近古稀了。他死于1623年，享年七十八岁，无疾而终。德清到底是高僧，无论戍前戍中和释后，一直在弘扬佛法，兼事著述，完成了很多佛学著作，如《憨山梦游集》等影响后世，其著作《明史·艺文志》有详细记载。
实际上，“国本之争”余波涉及的，不只德清一人，也还有高僧真可，即达观和尚。真可生于1543年，比德清大三岁。北京流传的“妖书”《续忧危竑议》影射到郑贵妃、朱常洵，流言说该书作者是真可，弟子们劝他入山隐避，他迟迟不肯离去，万历下令追查，他也被逮捕入狱了。《东厂缉访妖书底簿》里记录着他被东厂太监跟踪与审讯的纪录。他也历尽酷刑，1603年愤死狱中，享年六十一岁。死后还暴尸六日，葬于慈慧寺旁。
万历时代，到处设矿监征税。太监奸民官吏相互勾结，率役捕人，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真可之死，其真实原因是真可和尚憎恨太监所为，因而被诬罹难。这位高僧，也留下了很多佛学著作，如（紫柏老人集）等影响后世，《明史·艺文志》也有记录。
定陵发掘完毕公开展出之后，观众中曾有佛教人士参观，纷纷议论：发掘队最初要发掘长陵、献陵，辗转反复，最后无意中在定陵却找到了线索，万历的开棺暴尸，是对高僧德清、真可的几许慰藉，还是对万历的一点报复，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当然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偶有曲折巧合，也是历史瞬间的一刹那而已。观众的几句玩笑话，也算是对封建皇帝的一点讥讽吧！
本来，万历一朝就是多事之秋，国家事、宫中事、也涉及佛门事，千头万绪。大臣们为此议论不休，纷纷扬扬、不一而终。几百年过去了，议论总算消沉下来，现在看来，万历陵墓的发掘、展览，又将引起观众们长期的、喋喋不休的议论了。这将是后话。
第十章 玄宫轰然洞开
门前，两只活鸡头落血喷，以祭定陵；玄宫甬道，突然传来砖木断裂的响动和微弱的呼喊。在幽深漆黑的墓道里，随着隆隆的金石之声，地下玄宫轰然洞开——
大墙之下话传闻
八月的夏夜，闷热难熬。沉寂的定陵园内，由于各种传说和金刚墙券门的出现，而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晚风掠过，夜幕中的松柏发出嗡嗡的声响，听来那么遥远和古老，似从地宫深处传出的鼓乐，阴森可怖，神秘莫测。
灯下，发掘人员仍在分析地宫的情况。随着讨论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渐渐揭开——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帝王的葬制也由元代“其墓无冢，以马践柔，使之如平地。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重新恢复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和他的子孙都希望后代永远成为帝国之主，从远古流传的“风水”之说，再次在本朝兴盛起来。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风水”依据主要来自东晋文人郭璞的《葬书》。“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流水之远离。”该书虽然充满了迷信附会之说，但它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自然景观基础之上。其中许多专门术语如“四势”、“来山”、“蝉翼”等，虽为自然景观但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实质上只是地形、地貌的代名词。定陵卜选过程中，御史柯挺曾疏称：“夫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可见定陵以高山为屏障，建于群山之麓，是根据《葬书》四势关系处理的。明儒宋濂在为该书作序注释时曾道：“郭氏（葬书》，真确简严，意非景纯（郭璞字）不能于此，实宜为相地之宗也。世不信地理则已，若信之，舍此将何求之欤！”
既然十三陵符合《葬书》“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的条件，那么它的地下玄宫也应地势“高燥”、流水“远离”了。因此，玄宫内储满积水，使棺椁有浸泡之危，这绝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从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习惯，都竭力避免有水浸入墓室。从已发掘的千百座古代墓葬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室都设置宫床。即用石头做一高台，把棺椁平放台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内真有积水，那也是因为设计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长四周土层裂变，水源渗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史料记载，泰陵修完以后，突然发现地宫的“金井”内向外渗水。督工太监和工部群臣都惊慌失措，只好瞒着皇帝不报，并想蒙混过关。不料这事却被人密报皇帝，皇帝惊恐中急命礼部和内阁派人前往察看。这些大臣赶到地宫，却见宫内并无积水渗出。原来一个工匠献计，用小木塞偷偷堵住裂缝，再用三灰土夯实，使水源在短期内无法再渗入宫内……
由此可见，传说地宫内有河并有小船游动，只能是无稽之谈。
从秦汉至清末，历代帝王莫不把保护和看守祖宗山陵，作为皇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这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使他们相信祖宗灵魂永不灭绝的缘故，而墓葬的起源，正是灵魂观念产生之后。约在一万八千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顶洞人埋葬情况，就已反映了原始宗教和巫文化意识的灵魂观念。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还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粗糙的装饰品。这一切，恰是活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陕西宝鸡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公共墓地鳞次栉比，与原始人的村落布局极为相似。死者的头颅大都朝一个方向，充分反映出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其中，有许多是二次迁葬的公共墓地。在半坡墓地的发掘中，曾发现四个男子合葬、两个女子合葬和母子合葬的墓室。这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状，同时也证明埋葬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预示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夫妻合葬的新时代的到来。
帝王陵墓由于规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贵，必须设置护陵机构，才能防止盗掘和破坏，确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护陵机构。西汉初年，惠帝把功臣贵戚和各地富豪人家，迁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并在陵北设置长陵县。后来几代相传，都依次按陵设置县邑，因而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个繁华的新兴城市。当时以高祖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昭帝的平陵县和武帝的茂陵县最为著名。因而又把这五个陵墓所在的咸阳称为“五陵原”。这些陵邑中的豪富人家和他们的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唐代诗人杜甫曾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形容五陵特区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分设陵监以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而明十三陵在成祖朱棣选陵之初，除具有《葬书》所指“四势”，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秀丽朝揖而有情，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外，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十三陵不仅设有大量护陵人员，还驻有大批军队，和居庸关成犄角之势，以对付北方异族的侵袭。这一点从陵园宝城及外罗城坚固高大的城墙和墙上的垛口可以得到证实。
鉴于众多的护陵人员和庞大的军队驻守陵园，明代的帝王将相、群臣谋僚，是断然不会想到还会有人能掘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