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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的死去，又一代一代的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照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所走过的脚步，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坛坛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一堆遗弃的废物垃圾，但是，其中却无不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相互交往、学习渗透、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人们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书写考古的文学之作又是什么？时下社会上有“寻根文学”一说，要说它是真正的“寻根文学”，该是名实相符吧。
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历史寻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论文、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普及不免受到影响。而文学工作者用生花之笔去寻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现，影响所及，使人们对先辈的历史文明作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其作用也许要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祝愿老树新枝，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就建筑讲，地上的、地下的构成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就出土器物讲，又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一个地下宫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现，实际上应该视为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现在的陵墓已经不再为他所有，而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对祖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后，如果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考古发掘，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检验定陵发掘，年青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20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痛心遗憾之余，而损失已无法弥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30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30年也许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报告”就显得特别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30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来说，30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30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阅读，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