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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几年后，他告病回家，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6年之后，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但仍不得施展，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
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但还想进一步上升，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以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当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便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以后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作了补充。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大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
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还是出于其它的考虑，他竟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使得举朝哗然，惊愤不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
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于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作法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未有半点流露，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行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看看紫禁城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的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想不到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王大臣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便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扯到戚继光，冯保又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过去的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准备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也自然乐意干这个差事。回去后，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
王大臣被押到东厂后并未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怜悯地说：“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不但自己可以免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个官职。”
王大臣终于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教的话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举朝大哗，大臣们怎么也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蠢事，并断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于是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不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