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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本来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经过使他刻骨铭心的格竹子之
理实践的失败，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记载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的《传习录》中，王守仁叙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
之理这件事：“大家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能够身体力行的并不多，
我年轻时候，曾经实实在在地做过。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通过格物致
知来做圣贤，决定先从自家花园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对着竹子想穷尽
其中的理，结果用尽心思，不但理没格到，反倒劳累成疾。于是我自己接着去格
竹子，坚持了七天，结果同样是理没有格出来，自己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还以
为自己和朋友没有做圣人的能力，现在想起来，朱熹的格物致知，从认识的对象、
认识的方法、认识的目的上说都搞错了。”
王守仁通过对格竹子之理失败的经验的总结，认为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中，认识的对象是自然的事物，认识的方法是外在的观察，认识的目的是增进知
识。王守仁对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论非常不满，提出了自己的“致良知”学
说。所谓“致良知”，就是说认识的对象应该是自己的心灵，认识的方法应该是
向内的自我体验，并将自己的体验即心中的天理推广到外部事物之中。当然，对
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即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
别。
同时，如果我们将朱熹与王守仁的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就会发现王守仁对朱
熹思想的理解是从他自己的意图出发，并不等于就是朱熹的原意。事实上，从认
识对象上讲，朱熹自己就讲过“炊沙岂能成饭”，并不赞成泛泛观察自然事物；
从认识方法上讲，朱熹是格物、致知并提，外在观察、内在推理并重，并不是只
向外格物；从认识目的上讲，朱熹是增进知识、提高境界并重，并且希望用增进
知识来帮助提高境界，并不是只注重增进知识。
/* 230 */ 第四部分天理良心
道学的天理，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宗法伦理道德，把它
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就是用它来制约、衡量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人们的思
想、行为，让人们通过对天理的正确认识，在与他人、社会、天地万物的关系之
中正确地定位，履行自己做人的本分，自觉遵守纲常名教的规定，做忠臣、孝子、
社会的良民。
心学的代表人物是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心学家们对道学家把天理
作为是非标准是认同的，但他们又进一步指出，所谓天理其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
必然，它就存在于现实的人心之中，天理也只有在人心之中才能够真正呈现。人
的本心、良心就是天理，也就是是非的标准，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然就是合
理的。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九渊去看望正在富阳县当主簿的弟子杨简，杨
简刚处理完一桩诉讼案，就向陆九渊请教什么是本心。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时，
听完了双方的讼词之后，就知道谁是谁非了，你依据的是什么呢，还不就是你的
良心吗！王守仁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下）人的思想、
行为的是非对错，不需要拿外在的规范、法则去衡量，人的良心自然会知道。
道学讲天理，心学讲良心，这两种是非标准主要都是针对人类的道德意识、
道德行为而言的，同纯粹的科学认知意义上的是非标准不一样，这是中国传统是
非标准论的特色所在。就天理、良心二者相比较，天理论侧重他律，良心论强调
自律，两者相辅相成，在中国近古社会影响极其深远。但把天理、良心作为是非
标准也有弊病。就天理而言，它本来是对自然规律、人伦关系的抽象，一旦被理
学家们尊奉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教条后，就容易走向僵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桎梏。
而良心论者把应然的至善的良心等同于实然的人心，这就等于把道德理想主义的
大厦建立在人类千差万别的情感欲望的地基上，很容易走向自然主义、非道德主
义和无是无非论。
/* 231 */ 第四部分满街都是“圣人”
一天，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出游归来。王守仁问道：“你出游看见了些什么？”
王艮回答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也
看你是圣人呢！”
又一天，王守仁的另一个学生出游回来，兴冲冲地对王守仁说：“先生，今
日我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守仁问是什么事，学生回答说：“见满街都是
圣人。”王守仁说：“这不过是常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原来，两位弟子对老师的真传心领神会，只是程度深浅不同。1525年左右，
王守仁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各个人心有仲尼。”在王守仁看来，每个
人的心中都有孔子，所谓“人胸中各个有圣人”，这是先天的。他在讲课中常向
学生灌输这种思想。
“圣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中最高的人性典范，只有孔子、孟子等少数
几个人才能有这样的称号。王守仁及其弟子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因为他们
在人性论问题上与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同，他们认为下愚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圣人”之心和“愚夫愚妇”之心是一样的，人
性皆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教，比孔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说法更有欺骗性。
/* 232 */ 第四部分天泉桥之辩
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已经56岁，奉命出征广西恩田。他的得意
弟子钱绪山（又名德洪）、王龙溪（又名汝中）赶来饯行。俩人同住舟中，相与
论学，因意见不一，要求老师王守仁裁决。王守仁欣然答应。随后他们移席天泉
桥，于是哲学史上一场有名的论辩开始了。
钱绪山说：“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说得眉飞色舞，口沫横飞，自以为深得老师真传，一定
会使龙溪就范。
王龙溪也知这是老师的观点，可是，他不以为然，还是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反驳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心，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
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王龙溪认为，心、意、知、物是一回事，若心无
善恶，则意、知、物当中亦无所谓善恶。所以他不主张去做“格物致知”的功夫。
王守仁此时已经重病在身，他大概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不得不彻底
开导这两位执迷不悟的幼稚弟子一番，他最后裁决说：
“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两种。利
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
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
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
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
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列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王守仁吐露了他的真言：什么这个理，那个理，能够把更多的人引入“道”，
多“拯救”几个灵魂，多欺骗一些“群众”的，便是最完善的“理”。理学的
“善”和“美”的标准就是这个，其诀窍也在这里。王守仁的两个弟子不知其中
的奥妙，所以争论不休。
/* 233 */ 第四部分理在心中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中进士，并开始在朝廷工部里见习。第二年，
朝廷任命他当刑部主事，这只是掌管法律和刑狱事务的小官。干了几年，他便托
病回到浙江，在阳明洞盖了几间房子，刻苦攻读，修身养性。后来他又重上官场，
任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当时，宦官刘瑾专权，隶
捕了南京20多名官员下狱。王守仁因上书朝廷，激怒了刘瑾，也受到牵连，被捕
入狱，还身受杖打四十下。不久，他被贬官到贵州龙场驿（修文具境内）当驿丞，
这是负责传送公文的差使。
尽管王守仁已经被贬官，但刘瑾还不想放过他。在他离京前，刘瑾派了几名
刺客跟在他后面。到了钱塘江，刺客们已经追了上来，准备大打出手。王守仁走
投无路，只好假装投江自杀，以迷惑刺客，而暗地里却搭上商船，进发舟山。刚
好遇了风暴，他在船上熬了好几天才到达福建海。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记下了这
段艰险的经历：“险夷原不滞胸中，仅异浮云过大重。夜静海涛云万里，月明飞
锡下天见。”
在贵州的万山丛中，他整整待了三年，百难务尝，但是他没有放弃对程朱理
学的研究，终日静坐，体验天理，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一天夜里，更深人静。人们都熟睡了，他却彻夜不眠，坐在桌前久久冥思。
想着想着，他突然激动地大喊大笑起来。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赶来看望询
问。只见他喜形于色，慢条斯理地说：“朱熹提出‘格物穷理’，说是万事万物
都由‘理’派生出来，因此，在外界事物中，都存在着天理。我曾经格过物，穷
过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结果什么理也没有穷出来。现在我才发现，朱熹说的
那一套是错误的。原来，这个‘理’就在心中。只要从自己心里去寻找，就可以
悟出当圣贤的道理。”人们听了他的解释，看他那股孜孜不倦的憨劲都笑了。
王守仁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套理论非常欣赏，于是，他一面在龙场山洞著书
立说，一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