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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羡
序章 从南北对峙说起
一上钟山万虑消， 虚空楼阁翠岧峣。
金陵郁郁帝王宅， 天堑悠悠南北朝。
月满石城秋似水， 风高淮浦夜生潮。
未应便作乘芦去， 且听仙人碧玉箫。
——［元］黄镇成《钟山》
地缘上的南北，与方位上的南北，是两回事儿。
一个国家的所谓地缘文化，常有其历史的根源，比如美国的所谓东部与西部，除了地理、气候上极大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由东部向西部的拓荒历史，以及移民潮的走势与来源。因此，尽管历史上发生过南方与北方的对峙与战争，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还是更习惯于将美国首先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中国的情形亦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把东西改了南北。历史上南北对峙的雏形恐怕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之前虽有零星规模的南北民族之间的冲突，但都难成气候，古代汉族的主体成分华夏族起于北方，最初只有东西部族的对抗，商人来自东方，周人来自西方，而当时的南方还是蛮夷的天下，太伯建立吴国算是北人的第一次南迁，却远不足以改变南方的人口结构。楚国的君主虽然早早地自称为王，仍免不了被以正统高贵自居的北方各诸侯国视作爵位低下的楚子，直到楚庄王问鼎中原，才开始引起中原各国的重视，但依旧得背负蛮夷的名分。
晋楚争霸只不过是南北对峙最初的一种形式，战国时期楚国的面积几乎与其他六国的面积等同，依然无法避免国破家亡的惨剧。此后数百年秦汉的持续统一，奠定了今日汉文化圈的基本范围，这期间皇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的重心，都在北方，东汉时期的十二州中，荆、扬、益、交四州属于南方，面积不小于北方八州加上一个司隶，但在户口的数量上却抵不上北方的一半。
汉末军阀迭起、群雄割据，乱的基本上是北方。尘埃落定后反倒是魏蜀吴三国鼎立，一北二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晋朝虽然短暂统一，却不能根本改变分裂的势头。六朝六朝，指的正是汉末以来连续统治南方的六个对立于北方政权的朝代，“南北异俗”的论调，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深入人心的。而对于今日中国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接下来数百年的南北朝时代。
时间上来看，南北朝可以从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算，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征灭陈为止，前后绵延两百年。这个大朝代上承魏晋、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几乎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如若我们将南北世界视为一体，就可以体会到这一文化体在痛苦中的自我磨炼、反思、蜕变，面貌终于焕然一新。
一千五百多年前发生在大江南北的治乱分合，或许与今日一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扯不上多大关系，然而当年历史之偶然与必然，却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着今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过，如若我们细细“审视”，就会发现这段让后人思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历史，最初时却是从两个今天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的，这两个地方，也正好是南北相望，一个是内蒙古的锡拉木林河畔，另一个则是在镇江的寻常巷陌之中，如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永遇乐》词中所提及的。
这个所谓的“寻常巷陌”，就是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大致位于今天镇江市的京口区。抛开后人附会的无聊的“出生祥瑞”不谈，刘裕这位堂堂的南朝开创者，在未入江湖之前更像是个时运不济的普通老百姓。既然姓刘，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汉室宗亲，事实上正史里头也都是这么说的，说他家是汉高帝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这门亲戚，说冒认却也不见得，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多年，刘姓人士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刘裕的时代，恐怕大街上随便抓几个姓刘的，都可能是刘邦、刘交以及那位传说中妻妾成群的刘胜们的后代，并不稀奇。按照家谱的记载，刘裕祖上世代多多少少都是当官的，可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这一代，就很寒碜了。刘翘年轻时只做过郡里的功曹，说白了就是政府机关里抄抄写写，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主张的小角色，摆到今天也就是个小秘书的职务。刘裕的命就更苦，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刘翘因为家中贫困，养不起孩子，想将刘裕抛弃。刘裕的姨母是同郡刘怀敬的母亲，正好生了刘怀敬不久，听说妹夫家中困难，就跑去劝说。好说歹说，最后她给亲生儿子断了奶，为刘裕喂奶，才挽救了一条小生命。刘翘也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所以北朝的正史《魏书》上说刘裕“家本寒微”，一点儿都没有“冤枉”他。
刘裕长大后，仪表不凡，侍奉继母，以孝道著称；他没念过什么书，谈不上有啥背景，不可能直接通过举荐的方式进入政府部门步步高升，只好编些草鞋席子到集市上卖；他也曾因赌输了钱不还，被人绑起来拷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改变刘裕一生的，是随之而来的南方大乱。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有人假借邪教组织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便是有名的孙恩、卢循起义。原来淝水之战结束后，东晋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内部各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过。经过一番折腾，桓氏集团的头号人物桓玄（也就是桓温的儿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分别控制了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北岸地区，东晋政府能够直接发号施令的地区便只剩下了江东八郡的弹丸之地。这些地区的人民赋税负担陡然加重，加上各地士族豪门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所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响应者自然云集。与白痴皇帝晋安帝和纨绔子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所组成的中央政府相比，以五斗米道起家的孙恩率领的乌合之众已经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了。他的部众本不过区区一百来人，在东海的舟山群岛一带做海盗流寇，可从上虞一登陆，便迅速发展到数万之多，并攻占了会稽（今浙江绍兴），江东的其他七郡也纷纷响应，东晋政府无奈之下只得调出北府兵前往镇压。
此时的刘裕，正在北府兵将领孙无终手下做司马。司马这个职务在军队中仅次于将军，类似参谋长。以刘裕的卑微出身，能混到这地位，可见其并非一般的匹夫之辈。刘牢之带兵讨伐孙恩，对他的能力也偶有所闻，就征召他在帐中做了参军。
参军虽不起眼，刘裕却是实打实地出工且出力。乱世之中，若不如此，又岂能出人头地？刘裕就以这样的心态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与几十名部下遭到围攻，部下大多战死，而他却手执长刀，越战越勇，杀退上百人，令敌军吓破了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担心刘裕安危，率领骑兵前来助战，与刘裕合兵一处，斩杀上千人，大获全胜。这一战将孙恩直接赶回到海岛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刘裕在北府兵首领刘牢之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年孙恩乘晋军疏于防范，再次攻入会稽，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东晋大将谢琰也被部下杀死。刘牢之率众东征，才令孙恩节节败退。刘牢之让刘裕守城，刘裕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绝不含糊。更可贵的是，当时讨伐孙恩的北府军将领们，军无法度，纪律混乱，纵容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唯独刘裕统领的军队法令严整，所至之处秋毫无犯。这样的一支模范军队，自然深得百姓的拥戴，刘裕的好名声，也渐渐传开。
此后，刘裕所守的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就成了抵御孙恩的第一道重要战线，孙恩的几度登陆，均被刘裕击退。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他在海盐一带筑城守备孙恩新一轮的进犯，由于城中兵力薄弱，他就选拔敢死队员数百人，脱去甲胄，手执短兵器，乘着战鼓擂起，冲出城去。孙恩的部众哪见过如此威猛之势，立时吓得斗志全无，丢盔卸甲，死伤惨重。刘裕虽然连战连胜，但孙恩仍然围攻不断，城中军队寡不敌众，十分被动。
刘裕当初的参军果然不是白做的，他分析了敌我特点之后，便在一天夜里命城中的军队放下旗帜，隐藏起来，做出已经撤退的姿态。第二天早上打开城门，让几个没有战斗力的老弱之兵登上城楼镇守。孙恩的部下看到城楼上的变化，深感惊奇，便远远问道：“刘裕哪里去了？”城头的士兵依照事先的嘱咐答道：“已经连夜率部跑了。”孙恩的部众吃尽了刘裕的苦头，听闻此言大喜过望，哪还会去考虑真假虚实，当下便蜂拥入城，毫不防备。结果可想而知，刘裕指挥埋伏在城中的军队，忽然杀出，大破敌军，彻底打击了孙恩取胜的信心。
孙恩眼看攻城无望，就改向沪渎（吴淞江下游一带）进军。刘裕决定弃城追赶，海盐县令鲍陋见刘裕总打胜仗，不知怎地犯了眼红病，觉得孙恩也不过如此，主动提出派自己的儿子鲍嗣之带本地士兵一千人做前锋。刘裕感到不妥，建议说：“贼兵精壮，本地的军队打仗太少，恐怕不是对手，如若前锋失利，全军必败，不如让你们的军队在后面做声援吧。”鲍陋父子执意不从。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老问题，刘裕在当天晚上设下多处伏兵，并配备旗鼓，其实每处不过数人。次日，敌军与鲍嗣之的前锋一交战，刘裕的伏兵就乘势尽出，张旗鸣鼓。孙恩的部众以为四面皆是伏兵，慌忙退军。鲍嗣之趁势追赶，很快陷入重围，丢了性命，前锋军队随之溃败，与刘裕的预言一般无二，可见即便是乱世之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刘裕的。
刘裕的军队且战且退，敌军气盛，刘裕的兵将死伤殆尽，形势极其不妙。这时刘裕退到了前夜设伏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