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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策的错误很快就由于成皋和虎牢的沦陷而显现出来,王镇恶等人长驱而进,与赵玄在柏谷展开大战,赵玄寡不敌众,身披十几处伤口而死,石无讳走到半道,见势不妙,转身就退回了洛阳。姚洸见大势已去,长安的援兵又来不及赶到,便出城投降。檀道济面对被俘的四千余秦军,没有接受手下坑杀降卒的建议(南北朝时期能做这样的好事的也不多了),他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将被俘的士兵全部释放回原籍。这一行为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后来刘裕丢失了关中,与他大杀姚氏羌人不无关系,但东晋在关东地区的一系列安民的行为,使其保有了后秦在关东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原先所占据的河南、山东大部,这些都为南北朝初期南方政权的基本疆域奠定了基础)。
收拾完关东,刘裕有些得意扬扬起来,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试探性地向朝廷要求加九锡。留任建康的刘穆之这才完全明白了刘裕的狼子野心,心想自己给做了一辈子后勤工作的上级居然是个想要篡位的逆臣,感到又愧又怕,居然一病不起。(这让人想到曹操手下的谋臣荀彧,同样才能很强,政治立场上呢,说得好听是忠于前朝,说得难听是十分迂腐。在乱世之中,这样的人恐怕是活得最郁闷最痛苦的。)
晋廷封刘裕为宋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加九锡。刘裕很潇洒地辞而不受,这个时候建康方面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要不要这个名头并不重要。
这时候后秦再次内乱,没有多少兵力和工夫对付东面的晋军。刘裕把儿子彭城公刘义隆留在彭城,自己亲率水军西进。王镇恶则抓住时机,迅速扑向潼关,檀道济、沈林子则从陕城北渡黄河,攻打后秦的河东地区,蒲阪一时无法攻克,沈林子便劝说檀道济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兵一处,全力攻打潼关。
三员大将再度会师,晋军顿时奋勇无敌,很快就夺取潼关,后秦守将姚绍战败退驻定城(今陕西潼关西),依险拒守。姚绍出兵断晋军粮道,封锁水路,都被沈林子挫败。姚绍守了一个月,又派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等人率兵两千在九原(今山西新绛北)一带设立河防,以期再次通过绝断晋军粮援的方式迫其退军。沈林子出兵在半道拦击,将秦军兵将攻杀殆尽。可怜的姚绍,听说姚洽兵败身死,又气又愧,吐血而死。东平公姚瓒代行兵权,引兵攻袭仇敌沈林子,又被击败。
不久,在黄河边上以却月阵杀退魏兵的刘裕也抵达了陕城(参见《纵横十六国》);而襄阳的两路人马也都各就各位,沈田子、傅弘之等人进驻青泥(今陕西蓝田)。
皇帝姚泓准备亲率大军对抗刘裕,又害怕沈田子断他的后路,于是决定先消灭沈田子,然后再倾全国之兵东出潼关,与晋军决一死战。
沈田子的军队只有不到一千人,原本是被派来当疑兵的,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难以抵挡,还是撤军为好。沈田子不以为然,说:“打仗在于用奇谋,不在于兵多。如今兵力悬殊,势不两立,我们乘敌阵未稳,突然进攻,必能获胜!”沈田子临阵大发激励之词,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以一当十,杀了秦军一个措手不及,斩杀上万,姚泓狼狈逃回灞上,再不敢轻易进攻了。(沈家这两兄弟果然都是打仗的猛将,加上王镇恶、檀道济等牛人,东晋的伐秦将领简直是全明星
超豪华阵容。)
刘裕大军到达潼关,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自黄河进入渭水,直取长安,刘裕同意。后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今陕西朝邑东)回救长安,王镇恶率兵沿渭水追击。姚泓见状,从灞上引兵回屯石桥(今长安城洛门东北),救援姚难。王镇恶派部将毛德祖进击姚难,取得大胜,阵斩镇北将军姚强,姚难逃往长安。姚泓慌忙调姚丕守渭桥,以阻止王镇恶上岸,这哪里还能挡得住气吞万里如虎的晋军?王镇恶率大军在渭桥边弃舟上岸,背水一战,大败姚丕。姚泓等人前来救助,一头撞上溃败的姚丕败兵,秦军士卒自相践踏,一败涂地,姚泓本人单骑还宫。
王镇恶从平朔门攻入长安。第二天,无路可走的姚泓率领自己的后妃、皇子以及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倒在门前,向趾高气昂的王镇恶请降,曾一度称霸关中的后秦国灭亡。这一年是东晋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7年。
刘裕及其将帅在长安大肆收罗物资金银、宝器珠玉,可谓志满意足。所谓“乐极生悲”,也就自此开始。几个月后,从建康传来消息,刘穆之病故,刘裕失去了一大臂膀,又无合适的替补,(刘裕的手下猛将虽然如云,良辅却不多,这或许也是导致出现严重内讧的原因之一吧)思来想去,勉强提拔了刘穆之的副手徐羡之,代任其职。就“留守京师”这一项目而言,刘穆之是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徐羡之则不够格,原先刘穆之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事宜,都得送到关中请示刘裕了。
刘裕本欲重点经略关中地区,以便对付更为北面的敌人,现在却不得不为回兵江南做准备。长安城内外,已是危机四伏。
刘裕大军消灭后秦,尽杀姚羌,关中震动,各个邻国原本都持观望态势,现在生怕下一个倒霉蛋就是自己。刚刚领教过却月阵厉害的拓跋北魏暂时是不敢对刘裕有想法了。西秦的乞伏炽磐一直与后秦为敌,骚扰后秦的西部边境,这时候拼命向刘裕示好,主动帮助晋军扫除边境上的零星叛军。西北面沮渠蒙逊的北凉原本与后秦是盟国,这时就着了慌。沮渠蒙逊手下有个叫刘祥的官员觐见他,恰好那天心情不错,被沮渠蒙逊察觉。沮渠蒙逊怒道:“你听说刘裕入关了是吧,脸色这么好!”说着就把他给斩了——焦躁之心可见一斑。
如此好的形势,继续创建新的功业并非不可能。然而,在整个晋国说一不二的刘裕,却决定撤军回建康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宋书》和《南史》的说法,是因为刘穆之病故,刘裕担心后方出乱子,不得不亲自回去;而按照《通鉴》的说法,除了刘穆之病故这一突变因素外,诸将士久战思归,不愿在长安驻留才是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两点都不怎么靠得住。
先说后方的问题,刘裕已经花了十几年的工夫,肃清了所有的反叛和异己势力,并且在各处安插自己的绝对亲信。比如建康除留守的世子刘义符外,辅佐的徐羡之、王弘,都是刘裕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的像徐州的刘义隆,荆州的刘道怜,不是儿子就是兄弟,而且身边都有自己的部下辅佐,十分稳固。徐羡之凡事都向长安请示虽令刘裕不满,但他完全可以从身边抽调一名得力的助手到建康替换,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牵一发则动全身”,这道理刘裕不该不懂,也不会不懂。
其次,东晋将士虽说出来有一年了,却也不算太长,何况打下长安,大多数士兵都发了财,正是成家立业的好时机。长安是帝王之都,沃野千里,又易守难攻,建康在当时虽已相当繁荣,但毕竟是“蛮夷之地”,充其量陪都而已,没有道理舍本而求末。
可见史家的附会有时也十分牵强,经不起推敲。刘裕回建康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一、出身寒门的刘裕十几年来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已经觉得自己赚够本了。就像一个暴发户,他所在乎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其他的什么不朽功业啊、历史地位啊,显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他的最大利益,便是做正统的皇帝,一切有利于他称帝的行动,他都会去做的;二、刘裕虽有意经营关中,但未必对北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的关中已是五胡杂居之地,汉人的比例并不大,刘裕撤军时确有父老前往哭诉苦留,但那应该只是少数。祖陵尚在,人已非故,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意识下,想要处置好这么一个长安,对于出生江南的刘裕而言未免太难。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距使刘裕放弃了仅存的一点理想。(理想抱负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古往今来这本就是无数读书人最大的无奈之处,不知道是该说理想太虚无,还是现实太残酷。)
崔浩和赫连勃勃,都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两点。前者劝拓跋嗣按兵以观其变,后者则一面受降东晋还来不及到达的后秦岭北诸镇,一面厉兵秣马,一俟刘裕东归,便挥师南下。
刘裕在长安呆了三个月,就开路走人。他封自己的次子、年仅十二岁的刘义真为雍、秦二州刺史,留守长安;王镇恶在伐秦大战中功劳最大,封为安西司马、冯翊太守,与刘裕的参军王修共同在长安辅佐刘义真。另外刘裕还留下了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等人,处理军务要事。
刘裕的这一安排是后人非议最多的地方,北伐军中牛人无数,每个人带兵打仗都是顶级,却基本上不懂合作精神,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这种行为,就像诸葛亮生前留下杨仪、魏延两个以致内讧一样,早晚会出问题。刘裕还没走呢,沈田子、傅弘之等人就在刘裕那里打小报告,先是说:“王镇恶家中私藏姚泓的御辇,想造反呢!”刘裕派人去看,王镇恶把御辇上的金银珠宝剔下来,而把车子丢弃在墙角,这才让刘裕稍感心安。过后沈田子又说:“王镇恶的祖父王猛在关中颇得人心,此人守在长安,不可以信赖。”刘裕也不劝和,反而说:“我留给你们将士精兵上万人,他要是有异心,正好自取灭亡,你们不必多说了。”私底下刘裕又对沈田子说:“当年钟会做乱失败,就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俗话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几个猛将,还怕对付不了一个王镇恶么?”
这番话很要命,沈田子本来就对王镇恶看不顺眼,现在得了刘裕的暗示,便开始酝酿阴谋,除掉王镇恶。
刘裕终于带着大部队离开长安向关东进发。北面的赫连勃勃兴奋不已,他问身边的大臣王买德:“我要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