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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大喜，立即下令戒严，到彦之、檀道济等诸军并进，攻打谢晦的江陵。谢晦也已得到了徐、傅二人的死讯，便传檄天下，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以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以一万兵士留任，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粹，自领兵两万兵发江陵，舟舰众多，在江面上连成一片，旌旗蔽日，蔚为壮观。谢晦登高远望，不禁感叹：“可恨不能以此大军为勤王之师啊！”
谢晦顺江东下，部将庾登之很快就逼近了到彦之进驻的彭城洲（今湖南岳阳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中兵参军孔延秀攻打彭城洲，到彦之的部下萧欣大败，丢掉了彭城洲，向东溃退。到彦之军心浮动，众将都想退守下游夏口，到彦之则坚持屯兵彭城洲东面的隐圻，静候檀道济的军队。
谢晦见宋兵龟缩不出，便得意起来，还天真地上表提出条件：“陛下若现在处置三王，臣立刻就勒兵西归，回去复任。”
谢晦正得意着，到彦之的“后援团”檀道济抵达，与其合兵一处，战船纷纷停往岸边。谢晦见了檀道济旗号，又惊又怕——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却成了对抗疆场的仇敌。谢晦心中没底，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一开始见对岸敌船不多，颇为轻视，也不马上出战。
渐渐地，下面上来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呼后应，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谢晦手下的兵士们再无战心。南岸列舰完毕，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荆州军猛攻，荆州军立时崩溃。谢晦连夜逃跑，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坐小船前往江陵。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刚刚击败了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粹，还指望领赏呢，一听说谢晦兵败回江陵，明白大势已去，连夜孤身一人投降到彦之。
谢晦部众走的走，降的降，只得遵照何承天的中策行事，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人骑马北逃。偏偏谢遯不争气，身体肥胖，骑不得马。谢晦一路上不停地等他，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终于在至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一带被人捉住，送往建康。
谢晦兄弟子侄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均被判处斩。临刑之际，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口占四句，道：
伟哉横海鳞， 壮矣垂天翼。
一旦失风水， 翻为蝼蚁食。
谢晦应声续道：
功遂侔昔人， 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 斯路信难陟。
吟罢声泪俱下。前来送行的谢晦之女，乃是彭城王刘义康的王妃。她披着发，光着脚，与父亲诀别道：“堂堂大丈夫，应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其情其景震撼法场，令旁人嗟吁不已。
王谢风流，依稀可觅。
铲除了谢晦的势力后，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开始了他元嘉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南北大战结束不久，江南的流民又有增多的趋势。宋文帝在即位初年便花大力气继续施行刘裕时期以来的“土断”政策，清理户籍，并抑制地方豪强。
所谓“土断”，按现在的话说呢，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这个政策的产生源于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东晋年间，政府为了安顿流民，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手段。比如说你是冀州来的流民，而真正的冀州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中，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并在你的户籍上注明“白籍”，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土著，而只是侨居于此。凭借这样的侨户身份，流民就可以获得“优复”，豁免调役的负担。由于白籍人口渐多，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增加税收，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于是推行“土断”，逐步撤销侨置的州、郡、县，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租纳税，接受徭役。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完全取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调役，就投靠豪强大户。为此，政府又同步采取措施，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检对，严惩隐报冒报的情况，并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裕之前，桓温曾在晋哀帝时期推行过一次土断，称为“庚戌土断”，比较彻底。而刘裕掌权时隔六七十年，江南经过了大小战乱，户籍重组正是时机，这次土断开始于东晋义熙年间，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因此也称“义熙土断”，其主要特色是法令严厉，收效显著。
在强制推行“土断”的同时，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即位当年，他就宣布一律免除老百姓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之后，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减免税收；对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给予药品、粮食以及额外的关照；对于灾荒地区，由政府出面赈济，送粮送药，并发放粮种以备来年。
宋国服役政策沿袭旧制，男丁年满十三服半役，年满十六服全役。侍中王弘提出人的体质有强弱，很多人十六岁还在发育，更不要说十三岁基本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政策很不合理，以至于一些年轻人逃役在外，对社会安定不利。他建议以十五至十六岁的男丁服半役，十七岁以上服全役。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经过一番调整，南方百姓的生计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政府也得到了丰厚的税收回报，可谓“双赢”。
安民之外，宋文帝大力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并从士族中提拔了不少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三王”：王华、王昙首、王弘，都是琅琊王氏的成员；像殷景仁是陈郡殷氏一族；谢弘微、谢灵运等则是陈郡谢氏一族。宋文帝选拔的，基本都是文士，处理朝政正是用他们所长。另一方面，对于兵权，宋文帝是牢牢把持的，除任用到彦之这样的早年旧部外，他将几个弟弟及堂兄弟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义庆（就是编《世说新语》的那位）封为刺史，各自镇守一方。
宋文帝本人也很愿意体恤民情，他对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尤其重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他就前后三次到延贤堂听讼审案，解决冤狱，后来又经常去听讼。一般官员十分头疼的事情，他却亲历躬为，既建立了在官员当中的威信，树立了榜样，又大大提升了在百姓中的形象，一举多得。
宋文帝喜欢咏诗书法，对于文化教育很是重视。自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起，他先后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大学馆，由当时的名士讲学，并亲自莅临听讲。这些学馆招揽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聚集了不少求学的学生。宋文帝又到国子学当面考核这些文化人，对优秀人才进行赏赐并授予官职。几十年中，江南一带文风大盛。
根据《宋书·良吏传》的描述，文帝元嘉年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这是自汉末大乱孙氏占据江东以来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年轻的宋文帝燃起了雄心壮志，他要一扫北方乱世，统一全国。
同样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并没有抓住头几年的南方内乱而南侵，他的国家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在这位崇尚武力征服的统治者面前，文治高于武功的刘宋还排不上号，西面的世仇——赫连夏国，才是他早想消灭的眼中钉、肉中刺。
赫连勃勃统治时期，北魏忙着对付柔然和消化河南地区，夏国忙着与西面的西秦抢夺地盘，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前文提到，夏国在这一年发生了内乱。
赫连勃勃有不少儿子。原先的太子是长子赫连，此人也像他父亲一样好武，在攻取长安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赫连勃勃晚年却喜欢上了小儿子酒泉公赫连伦，想要废掉赫连而改立赫连伦。赫连听说后十分气愤，就带了七万兵马攻打赫连伦，赫连伦也不示弱，自领三万兵马迎战（胡人几乎与生俱来的统御力也的确很让人佩服）。两军交战，赫连伦战死。这时赫连勃勃的三儿子赫连昌又带着一万骑兵突袭赫连，赫连被杀，赫连昌合并了他的部众，回到都城统万。赫连勃勃不以二子相争战死而悲，而以赫连昌平乱精彩而喜，当即立赫连昌为太子。第二年，也即公元425年，赫连勃勃病死，赫连昌做了夏国的皇帝。
拓跋焘听说赫连勃勃死了，其心情就跟前几年拓跋嗣得到刘裕的死讯一样兴奋。拓跋焘准备用兵，北魏内部有三种意见：把漠北看做固有势力范围的鲜卑贵族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都认为应该先讨伐柔然，柔然若逃遁就追到底，不管抓不抓得住他们的首领，都可以有一大笔收获以充实军用；另有几个官员则认为可以先消灭东面的小国北燕；前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太常崔浩进言道：“蠕蠕（北魏君臣蔑视柔然，认为他们和虫子一样恶心，故而称其为蠕蠕，“蠕”发音同“软”）逃起来跟鸟兽一样，若派大军追吧，肯定追不上，若用轻兵突袭呢，又恐怕不足以消灭完。而赫连氏的国土不过千里，刑罚残暴，人神共愤，微臣觉得还是应该先伐夏国。”
长孙嵩坚持认为夏国如果像宋国一样坚守城池，柔然再乘虚而入就危险了。拓跋焘对崔浩的意见十分赞同，看着长孙嵩不顺眼，斥责他为官贪污，命令身边武士抓起他的脑袋去撞地（这叫“顿辱”之罚，是游牧民族使用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手段），其余大臣再不敢有反对意见。
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北魏兵发平城，司空奚斤带四万五千人袭击夏国的河东重镇蒲阪，周几带一万人攻打陕城，并由原先东晋的平阳太守薛辩之子薛谨带路。拓跋焘自领数万大军，直取统万城。
时值隆冬，拓跋焘的军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