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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地，大量佛经也消逝在烈火之中，僧人们更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惨状为数百年来所罕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一桩：太武灭佛。
拓跋焘的灭佛令反响之大，影响之深，他本人即便有过心理准备，怕也不能完全预料。佛教自东汉初年来到中原地区，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大国，比如后赵、前秦、后秦等，其君主与贵族都十分崇尚佛教，后秦更是奉佛教为国教，其统治中心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冲，佛教交流频繁，佛事盛极一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地处代北，离西域极远，按理说是不可能接触到佛教的，更不可能去信仰。可是拓跋珪在进入关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外，也不断在各地遇到佛寺和僧人。鲜卑统治者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一无所知，到渐生好奇，久而久之，认为佛教对于平定天下很有帮助。经过三代时间，到拓跋焘时，鲜卑贵族基本上都信奉佛教。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说，并将其整理成经书，献给拓跋焘，宣称这是神仙所授。拓跋焘很是推崇，他的新年号“太平真君”，便来自寇谦之经书中的一句话：“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可以说是将道教定为了唯一的国教。
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他就曾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便能够征役讨伐北凉；为防止僧人寄生民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发出禁令，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一律不得私自豢养僧侣以及巫师，有这些情况的，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僧侣处死，主人灭门。
从这一系列的政令中可见，拓跋焘在长安所发的灭佛令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北方佛道两教之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长安的政令对于北魏境内佛教势力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过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毫无阻碍。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佛教遭殃，人心惶惶。拓跋焘继续巡视关中地区，大军经过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收捕杀害与盖吴有关联的汉、氐、羌、屠各等各族叛民。接着，魏将乙拔率军在卢水胡的大本营杏城大破盖吴军，盖吴的军队溃散。拓跋焘满意于战事，从关中选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回驾平城。
尽管如此，关中陇西地区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息。不久，盖吴重新在杏城聚集了兵马，自称秦地王，召回了一些躲在山林中的旧部，重振旗鼓。这次拓跋焘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一方面派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的军队南击盖吴，另一方面从关东的定、冀、相三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发动两万士兵，驻扎在长安南山的谷地中，防止盖吴逃逸。面对一个小小的盖吴，北魏的军队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
盖吴很快败于拓跋那的军队之手，他只身逃匿，其二叔则被活捉。众将建议把盖吴的叔叔送到平城邀功，唯有长安的镇将陆俟提出不同意见。
陆俟认为：“长安险固，民风膘悍，盖吴一日不除，长安就一日不得安宁。如今盖吴潜逃，如果不依靠他亲信之人，谁能捉住他？不如收买他的叔叔，许诺对他和他的家人免罪，放他去追盖吴，必有收获。”
众将不以为然地说：“贼党已散，只剩盖吴一个，能逃到哪里去？”
陆俟道：“各位没见过毒蛇么？不斩断其首，他就还会作乱（与崔浩的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盖吴生性狡诈，若能逃脱，其称王造反之心就不会死，那样只会更加危害社会。各位放心，如若放了他的叔叔而不回来，我自当承担罪责！”
拓跋那赞同陆俟的计策，便放了盖叔叔，与他约定时间捉拿盖吴。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叔叔果然提着盖吴的脑袋来到魏军营中，陆俟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拓跋仁的军队又讨灭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等军队，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在北魏的连番军事行动与高压统治政策之下，被彻底平息，前后坚持时间将近一年。
扑灭盖吴起义，陆俟立了大功，拓跋焘也很高兴，把他召回平城，给他加官晋爵。陆俟出身拓跋氏的鲜卑旧部，祖上就一直追随北魏首领征讨诸侯，屡立战功。“陆”这个姓氏，是半个世纪后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的时候改的汉姓，也就是说，在拓跋焘的时代，陆俟可不是姓陆的，而是姓步六孤，也作步鹿孤（Bulgar）。这个姓在鲜卑内部属于大姓，我们后面将会提到，它在鲜卑八姓中排名第二，地位相当高。
拓跋焘北征柔然，西讨北凉，都不忘了把陆俟带在身边。陆俟其貌不扬，五短身材，在军中却颇有威信。拓跋焘让他负责都督辎重，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盖吴起义中，陆俟的职位是都督秦、雍两州诸军事，镇守长安。他的长处是有头脑，有手段，政治敏感度高，常能准确预言形势，让人不服不行。拓跋焘曾夸他：“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就是说别看你长得不高，考虑问题却颇为长远啊。
盖吴失败后，另外的一支卢水胡人在安定叛乱，首领叫做刘超，叛军数以万计。拓跋焘吸取了对付盖吴的教训，不立即派兵去镇压，而是下诏让陆俟想办法。拓跋焘说：“秦川之地极为险要，并入我国还没多少年，那里的官民没能享受到足够的恩泽，所以呢，这几年来叛乱暴动屡屡发生。现在这个刘超又凭借地利关险，不顺从王命，很让人头疼。朕若给爱卿重兵，则刘超等叛军必然合兵一处，据险对抗，未必容易攻下来；如若给爱卿轻兵呢，又恐怕制服不了他们。我看，也不用给兵了，爱卿以谋略来平定这帮子反贼，相机行事。”于是再次加封陆俟为都督秦、雍诸军事，出镇长安，对付刘超。
拓跋焘这个皇帝，虽崇尚武力，却也并不忽视用其他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场上他喜欢出奇出巧，而不仅仅依靠人多势重去征服敌人；在战场之外，他也更懂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许重要，但消灭敌人的反抗意志，并得到更多的民心，则更为关键。比如对付柔然时，采用军事行动予以消灭自是主要方针，同时他又拉拢联合与柔然矛盾极深、受到柔然奴役的高车各部的力量，结果在与柔然的连年战争中，越打越强，骑兵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拓跋焘的这份诏令既反映了他的治乱方针，也反映了他对于陆俟这个老部下的无比信任。试想没有对一个人的胆识智略的充分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写出拓跋焘那样一段话语的。
陆俟明白拓跋焘的心思，追随皇帝多年，只需一个信号，便可心领神会。刘超的上万叛军刚刚树起大旗，又有地利之便，正是最为狂妄强盛之时，这时候上去硬碰硬，保不准就做了“拓跋纥第二”，刘超也完全可能闹得比盖吴还大。所以陆俟也不张扬，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马，就去长安上任。
刘超军中探马来报，说朝廷派来的这个陆俟，也不带兵，也不打仗，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刘超心想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不把陆俟放在眼里。
陆俟一到长安，便四处张贴告示，宣扬朝廷的宽大政策：对于反叛势力，只要与朝廷合作，不捣乱，一律既往不咎，还可以做官。为了表明诚意，陆俟又派人到刘超营中，向刘超提出娶他女儿为妻，结为姻亲。
有这样的好处，刘超自然不会放弃，但他仍然十分警觉，没有投降的意思。陆俟修书一封，向刘超提出，愿带帐下兵士，前往拜见刘超，共商两家之好。刘超那边很快就回信说：“你要来就来，带的人若超过三百名，我就以弓马相迎；带的人若不足三百名，我就以酒食相待。”字里行间透出地头蛇的杀气：你要人多，咱们就直接兵戎相见，谅你人再多也多不过我的上万兵马；你要是人少，我就观望一下，要是不老实，同样可以给你搞个鸿门宴，教你有来无回——这买卖看起来只赚不赔。
陆俟是个聪明人，他之所以要去见刘超，目的有二，一是向刘超示弱，使其放松警惕；二是到刘超营中探看虚实，以确定将来的行动计划。刘超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含糊，带上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