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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俟是个聪明人，他之所以要去见刘超，目的有二，一是向刘超示弱，使其放松警惕；二是到刘超营中探看虚实，以确定将来的行动计划。刘超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含糊，带上两百名兵士，前往探营。
刘超听说陆俟和他的手下果然来了，而且人数稀稀拉拉的，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便命人摆下酒席伺候，同时也不放松警惕，身边将士大多穿戴刀甲，严加防备。陆俟见了刘超，两边寒暄一通，陆俟也大致看穿了刘超的架势。酒席间，陆俟不说大义之辞，只与刘超觥筹相错，杯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一个劲地喊着过瘾。刘超等人见此情景，以为陆俟真和他们一条心呢，早没了杀意。酒席散尽，陆俟竟然要由手下将士们扶着，才回得了长安。
回到长安，酒也醒了，陆俟立时换了一个人（呵呵，也不知是真醉假醉，反正聪明人总能在该清醒的时候清醒，在该沉醉的时候沉醉，愚蠢的人则正好相反，总是在该沉醉的时候清醒，在该清醒的时候沉醉）。他对部下说：“我们可以搞定刘超啦。”他在长安城里的守兵中秘密挑选了五百名精壮之士，组织他们严格训练，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国家的恩情多么多么高，你们呢，只要奋勇争先，拼死杀敌，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些确是实话，北魏初期尚武，统治者对于立了军功的将军士兵，给予的待遇非常高。士兵们受了激励，纷纷对陆俟说：“咱们这些人到死都跟着陆公，决无二心！”
陆俟看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战斗力也提升上去了，就带上这些士兵，以出猎为名，去见刘超，出发时说得清楚：“今天咱们要找机会除掉刘超，诸位但等我与刘超会面，席间以酒醉为号，便一齐下手。”士兵们各自领命。
刘超听说陆俟打猎顺路来见他，以为又找他叙旧呢（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呢，看一眼也就明白你的底细了），便让人再次摆下酒席，招待陆俟。这回陆俟虽有五百名随从，刘超鉴于上一次的经历，不再小心设备。
陆俟的表现与前一次无异，也是相见甚欢，说些哥俩好的话，拼命地喝酒，刘超就陪着喝。喝着喝着，陆俟有了几分醉意。左右上前搀扶，陆俟却执意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要上马出营。刘超不知底细，赶忙到马前送他。陆俟翻身上马，脸色突变，对着刘超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将刘超人头砍下。兵士们早已会意，各自拔出武器，高呼猛进，击杀刘超的部下。刘超营中一时大乱，哪里抵挡得住这五百精兵，死伤数千人，剩下的举手投降，刘超的叛乱就此平息。
拓跋焘大喜过望，再次把陆俟调回京都平城，升他的官。陆俟单马镇长安，终于不辱使命，表现得有胆有识，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潜在的大乱。《魏书》评价他只用八个字：“威略智器有过人者”，一个字都没有说错。
此后北方的各地胡人虽还有零星叛乱，但已难成气候，拓跋焘进一步巩固了他河东、关中、凉州等地的统治后，就要北上讨柔然了。
北魏对付柔然的一大问题是，柔然背靠广袤的沙漠，回旋空间极大，打不过北魏，就可以一直往北逃，北魏骑兵机动力虽强，但对付远遁漠北的柔然人，不要说追不上，经常连找都找不到。吴提做可汗以来，柔然衰微，很少与北魏军队正面对抗，客观上反倒减小了柔然的损失。吴提在位的十六年中，北魏征讨柔然经常因为找不到敌军，又缺乏水草，而半途而废。吴提死后，他的儿子吐贺真继任可汗，依然秉承这一策略，效果卓著。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开始的与柔然的战事，源自西域悦般国（《资治通鉴》作般悦国）的遣使来朝，与北魏相约合攻柔然。悦般国在北魏以西万里之外，据称是北匈奴的一支后裔，风俗言语近于高车而远于柔然。他们的首领与柔然结下了梁子，苦于实力太弱，只得让人来北魏求援。
悦般国内有不少温泉资源，放到现在应该也属于疗养旅游胜地。悦般使者朝贡之外还带了一名宣称有法术的人，能够将人割破血脉，放血数升，然后用药草治疗，一会儿便能止血，再养个一个月，就能恢复正常，连瘢痕都不会留下。拓跋焘下令从监狱里带一些死囚按照使者的说法进行试验，果然不假。拓跋焘见有这么好的药草，便问使者哪里能采到。使者神秘一笑，说：“奥妙之处在于我们这位法师，而不在于药草。这种药草，在中原各地的名山中都能找到，陛下可以派人依样去寻，然后由法师传授医治的法术。”拓跋焘彻底拜服，对悦般国使者的言语深信不疑（神秘主义的东西自古而今都是一脉相承，很多特色千年不变，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头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崇拜者。君不见悦般国使者的这些宣传手段，今天还被许多人用来“发财致富”）。他下令全国戒严，准备出兵讨灭柔然。
北魏这场对柔然的进攻，在事后看来，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从拓跋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却可以推测，他是有心直捣漠北，与柔然拼个鱼死网破的（当然多半时候还是有信心保证网不破）。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年宣布戒严看出来，拓跋焘要保证后方无事，才敢大军出动，可见规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驻守国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却跑到漠南的行宫，朝见拓跋焘，随军一同北上；并且，拓跋焘连续两年三次用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战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当年的冬天，北魏大军向北挺进沙漠，遍寻柔然踪迹而不得，最后到达汉朝征讨匈奴时留下来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天气寒冷，行军困难，魏军便将携带的粮草囤积于城内，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转年开春，拓跋焘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约是浸沐于席间大臣们的一片阿谀之词中，拓跋焘忽然志气昂然，不甘心于前一年的徒劳无功，下令再度北伐，大军分为三路：高凉王拓跋那走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走西路，拓跋焘本人则与太子一起过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阿尔
泰山东段），北行数千里。这个气势很吓人，柔然可汗吐贺真闻风而遁，拓跋焘的连续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焘并不罢休，他分析了最近几次北伐的得失，总结出教训：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没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吓得半死，这怎么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训，在紧接着的这个秋天第三次发动北伐，这一次，他只让拓跋那和拓跋羯儿率领少数精兵，分别从东路和中路北上。吐贺真果然接招，他以数倍于魏军的柔然精兵迎战，包围了拓跋那的军队，包围圈绵延几十里。
拓跋那全无惧意，命令士兵深挖战壕，坚守待机。双方相持多日，吐贺真每次出阵挑战，都被拓跋那击退。柔然人多势重，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吐贺真渐渐感到恐惧，越想越觉得魏军必有后援，这么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动解围，连夜逃走。拓跋那带兵追赶，九日九夜，穷追不舍。吐贺真对自身的战斗力没信心，弃了辎重，翻山越岭没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辎重，不再追赶，回军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