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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
下面他又说：你要是想保全国家，还想坐江山呢，就把长江以北都割让给我，我可以把江南赏给你住。不然的话嘛，那就快下命各地严阵以待吧，来年秋天我自当亲自前往攻取你的扬州，到时候想要活命可就由不得你咯。当年我向你讨要珠宝，你不给我，如今正好取几颗髑髅，充当珠宝也不错啦。（嚯！口气好大，凶残野蛮哪！）
然后拓跋焘就开始夸耀自己的武功啦：你当年北通蠕蠕，西结赫连夏、沮渠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个国家，我都消灭了（这句又是过分，柔然、吐谷浑和高丽都没有被北魏彻底消灭，而且活得都比北魏还长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再想想你，你以为你能独存么？
最后露出鄙夷之色：我去攻打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最多不过筑个城自守罢了。你那里下点小雨，水就漫过胸了，你还能在水里射我不成？我这趟去取
扬州，可不像你搞小动作，你那些间谍啥的，我抓了也都放回去了，世人眼睛亮，明白得很呢。你那些功臣，一个都容不了，哪里配跟我比？你总想着跟我打一仗，我可不傻，也不是苻坚哦，打算什么时候打呀？我白天就派骑兵包围你，晚上就离你百里宿营；你的百姓要是降我呢，就把他们带回北方，要是不听话嘛，就统统杀死（的确是残暴无比）；附近要有粮食，我就先一步吃光了啊，让你的军队没吃的，看你能挨几天？你们这些南方人擅长偷营，我也知道，所以宿营离你百里之外，你就算每三里安排一名探马，首尾相接，也不够你排的，看你怎么能暗算我。你以为我要攻你城的时候呢，我也不近城围你（算是吸取了攻城战失败的教训吧），就引水灌城。哦，对了，我知道你老爹时代的旧臣，都已经给杀绝了，那些人如果还健在呢，虽说老了点，但好歹还能出谋划策。如今你给杀绝了，岂不是天助我也？其实我也不用大动干戈，我这里有些会法术的婆罗门，派几个小鬼去把你绑来就行了！
拓跋焘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的是侮辱取笑的话，却恰恰体现了他虚弱的一面。全文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怎么怎么能干，怎么怎么能打胜仗，偏偏忘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道理。关于战功，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拓跋焘对于刘宋用兵的无把握；关于战术，讲得越详细，就越显得自己“黔驴技穷”，聊以自慰而已。这些文字起不到恐吓震慑的作用，倒是在客观上有点示弱、聊以壮胆的意思，或者说拓跋焘这时还是对南朝比较忌惮的（数年之后，南朝因为皇室相争而大乱，北朝对南朝的最后一点忌惮就不复存在了）。
书信大大刺激了南朝的君臣，将对抗导向了对撞。两位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十分精彩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变了味，逐渐演变成为乱糟糟的灾难。
其实不管有没有拓跋焘的这封挑衅信，宋文帝都是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的。他身边的大臣自然是投其所好，徐湛之（他在刘义康倒台后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便紧跟皇帝的路线，宋文帝也渐渐宠幸他）、江湛和王玄谟这几位都是一个劲地鼓吹北伐必胜论。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彭城太守王玄谟，经常在宋文帝面前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宋文帝给侃得热血沸腾，感慨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位于今天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西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封此山以祭天。宋文帝久居深宫，听了王玄谟吹的牛，就飘飘然想远追强汉的武功，真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指的便是这个典故。与权臣韩侂胄的北伐相比，元嘉年间的北伐可以说是由从上到下一群糊涂蛋所发动的，留给后人的唯有笑柄而已。
看看宋文帝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一见皇上有封禅之意，御史中丞袁淑马上就说：“陛下英明神武，以大军席卷河北，然后封禅于
泰山，臣愿上封禅书，以庆贺这千载之合。”很有点“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味道。
宋文帝做足了明君的美梦，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天召集群臣，提出大举北伐，让大家尽快统一意见。大臣们从实际情况考虑，提出了不少异议。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不如等到来年再动兵。宋文帝居然说：“北方魏虏暴政，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如若再等一年，岂非让那些心向朝廷的义士们心寒么，不行！”仿佛天下苍生等着他去早日解放。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曾经受过檀道济的举荐，是当时刘宋国中为数不多的知兵之人。宋国国内的诸蛮反叛，他统军平叛，屡立战功。沈庆之对宋文帝进谏，说：“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势难匹敌；檀道济两次用兵无功，到彦之北伐失利。如今的王玄谟等人，怕是还不如那两位将领，我军的强盛，也比不过从前，恐怕出师不利，反而受辱！”
宋文帝不以为然地说：“魏国窃据我国的河南地区，与小丑无异，我军往日没打胜仗，是有别的原因的：檀道济是养寇自资，居心不良，到彦之是中途生病，运气不佳。魏军所倚仗的只有马匹，今年夏天河水满涨，我军只要泛舟北行，拿下础x、滑台这两处易如反掌，打下这两处后，我们就有了粮草百姓的资助，再拿下虎牢、洛阳，也不成问题。等到了冬天，我们的城池也修固了，魏军的骑兵胆敢过河，管叫他有来无回。”
沈庆之还是觉得不妥，坚持反对。宋文帝便让旁边的徐湛之、江湛与沈庆之辩论。沈庆之打仗虽强，口才不行，也说不过这些人的大道理，末了气愤地说：“治国如治家，耕田的事要询问农民，织布的事得请教婢女。陛下今天讨论的是北伐之事，却跟这伙小白脸、书呆子商量，这哪能搞得好！”宋文帝大笑，也不理他。
其他反对的人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宋文帝一概不听反对意见，下令各地宋军整装待发。
拓跋焘听说刘宋要来讨伐，又修书一封，送来几匹马，说：“两家彼此和好已久，也算做个邻居嘛，而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国边民，实在可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争夺天下者，又何止你我二人，你何必斤斤计较？（这倒是句大实话）最近听说你要来，如果能到我的中山或者桑乾川，那就随你来吧，你来我也不迎，你走我也不送。如果你是厌倦了那边的宫廷生活，可以来我平城住嘛，我就住到你的
扬州去，咱们换一换。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却足不出户，你出个门，还不跟三岁儿童一样，哪里比得上我们鲜卑人，从小在马背上生活。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送十二匹猎马，再加上一些药材。你来我这里马力不足，可以骑我给的马，水土不服，可以吃我的药。”
与前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纯属多余。宋文帝在收到信后，立即下诏书，北伐！
虽然宋文帝在诏书中宣扬的声势浩大，颇有百万雄师之感，但真正发动的北伐军只有五路：第一路是主力水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统帅，王玄谟与沈庆之、申坦一正两副为先锋，率领一万只船沿黄河西进；第二路是太子左卫率臧质的东宫禁兵，加上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的十万步骑兵，直取许昌和洛阳；第三路由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领徐、兖等州士兵，第四路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统领荆、豫等州士兵，从东西两翼并进；第五路在最西面，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将攻打弘农和潼关。另外，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节度诸军。（宋国的各路统帅除宋文帝的亲信外，全部都是他的儿子（三子刘骏、四子刘铄、六子刘诞）或者弟弟（刘义恭）。可见这时候宋国的兵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这本是宋文帝希望看到的局面，却也给他身后潜在的内乱埋下了定时炸弹。）
皇帝的动员令一下，反倒暴露出宋国准备不足的软肋。首先是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