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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非常管用，丁文豪、杜黑骡那是喽啰级的小人物，哪里指挥得动人心离散的士兵。萧道成指挥部将陈显达、张敬儿率军入宫，与尚书令袁粲一起发兵反攻，将丁文豪、杜黑骡一一歼灭。
平定刘休范叛乱，萧道成功劳最大，他被朝廷拜为中领军，留守建康，军权在握，与袁粲、褚渊、刘秉三人并称“四贵”。
刘休范被消灭，宋文帝子辈的势力在宋国境内彻底结束。刘氏子孙的自相残杀还有一个小尾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在此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小型叛乱。
刘景素是文帝七子刘宏的长子。我们说过，刘宏在他那一辈王爷中算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多病早死，对哥哥刘骏又一直非常拥戴，所以死后子孙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刘昱做皇帝时，文帝的孙辈也已凋零殆尽，刘景素排行最长，他自己也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他任南徐州刺史，出镇京口，便积蓄力量，招揽人才，拉拢各方势力，以期寻找机会夺取帝位。刘休范叛乱，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进京勤王为名，聚集军队，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乱事平定，他未真正出过一分力，却被升为镇北将军。
京口离建康很近，刘景素时时刻刻关注朝廷中的形势。原先还算老实的刘昱自从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年底加了元服之后，其本性就开始真正暴露出来了。
加元服，也称“行冠礼”，是古代男性成人的一个重要仪式。加元服之前一般视为未成年人，是不戴帽子的，而之后就需要在公开场合戴帽，而且行事也要以成人的礼节来要求。加元服的时间并不固定，因人而异，早的有十岁的，晚的也有到二十岁才进行的，各朝各代也有变化，一般为十三到十六岁。像前面提到的“元凶”刘劭就是在十三岁加的元服，刘昱由于比较早就做了皇帝，所以加元服的时间也早了一年，元徽二年他才十二岁，就做了成年人。（虽然与北朝的那些十一二岁就开始监国，十三四岁就大婚生子的太子们相比，其实也并不算很早了。）
礼节上说你是大人，偏偏心智远未成熟，这可就相当的危险了。刘昱爱玩，帝王的身份显然碍事，一出门，就得前呼后拥，仪仗队一走就是大半天。对刘昱而言，这简直是“灾难”——既耗精力，又煞风景！他坚决“蔑视”这类形式主义，从元徽三年开始就频繁微服出游，身边只带最亲近的几名小厮，每次出去一走就是几十里的路，集市、荒郊到处跑，早出晚归，不知所终。起初陈太妃还能坐着竹车跟在后头，多多少少起些监督作用，到后来根本追不上骑着马、跑得飞快的儿子，更是让刘昱没了顾忌。从早出晚归，发展到了夜不归宿，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刘昱在外头也不只是随便观赏风景，他的“参与意识”特别强，出门经常和左右随从带着家伙，心情不爽的时候，看见路人就上去拳脚、刀斧相加，由此惨死皇帝手下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有荒唐之处，民间早就传说皇帝不是先皇的亲生儿子，而是李道儿的种，他并不生气，觉得做李道儿的儿子也不错，在民间玩乐的时候就改名，自称李统，或者“李将军”，其风格颇有几分类似明朝的那位自封大将军，荒淫绝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只不过在嗜杀这一点上要超过后者。
正史上关于刘昱的记载，其文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略想一下便可推测，其实有不少描写都是来自同一个暴君模板，自从汤武、桀纣以来，史家就习惯套用一些明君、暴君、昏君的模板，以至于我们读史的人看得上句都能猜出下句。刘昱是事实上刘宋的亡国之君，新兴王朝为凸显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使用的模板就更为典型，难免极尽抹黑之常事。比如史载他所喜好的虐刑，就可以比肩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刺骨头、椎阴部、凿脑袋、锯脖子，无一不是让人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刑罚。我们在这里可以勉强为刘昱说句公道话，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他未必都曾一一犯过，但他的确残杀了不少反对他的人。
于是建康城内外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刘昱的皇位早晚要丢掉，刘景素将入继大位。当然刘昱身边的人可不这么想，尤其是刘彧时代的旧臣杨运长、阮佃夫，一心想的是借着皇帝年幼，可以专权，若是刘景素即位，肯定无法操控，所以暗地里对他防着一手。刘景素手下的将军王季符因为违反了刘景素的命令，发生了矛盾，就到建康密告刘景素要谋反。杨运长和阮佃夫就要求借此出兵讨伐，然而手握兵权的萧道成和袁粲等人则认为证据不足，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不同意草率用兵。争执不下，最后折中，刘景素征北将军的头衔被撤销。
如此一来，刘景素危机感更强，促使他加紧行动。他联系了朝野不少武将，几次想乘着刘昱出游发动暗杀、夺权，可惜得不到四贵等军政要员的支持，屡屡因为考虑不周而被迫取消。到了元徽四年（公元476年）七月，刘景素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大举起兵了。
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位所谓众望所归的王爷其实政治素质并不高，战略思想混乱。他先前犹豫再三都没有行动，这次却只因被人鼓动一下就跳起来了。原来京城中的羽林监（掌管羽林军骑兵的要职）坦祗祖与刘景素早有密谋，久居建康，生怕有变故，就带着几百名手下兵士从建康潜逃到京口，对刘景素说：“现在京城内外已经溃乱，希望王爷以平乱为名，早入京师！”刘景素马上信以为真，也不派几名探马去侦察一下真实情况，就认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员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准备向建康城进发。
情报不明，缺乏后继，等待刘景素的只能是灭亡。建康城里的杨运长等人早就注意到坦祗祖图谋不轨，他一叛逃，就料定刘景素一定会造反，立即宣布内外戒严。萧道成统领台城大军出屯玄武湖，以冠军将军黄回、任农夫、左军将军李安民率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领水军，水陆两路同时向京口方向扑去。
刘景素虽说集结了不少爪牙为他卖力，却多半是些毫无将略的无能之辈。他们听说建康方面早有准备，竟不知该如何应对。刘景素的意思是据守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北），阻断台城军队进军的路线。垣庆延、垣祗祖、沈颙等人都说：“如今时值盛夏，敌军远来疲惫，我军正好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一战可攻克。”另一部分将领则认为这样打肯定吃不消，主张固守。两派的意见不统一，战机也被延误，最后刘景素的军队不得不驻留在京口，与台城军对峙。
刘景素的水军中招揽了不少荆湘一带的好手，训练有素，战斗力优势明显，出战便击败了张保的水军，阵斩了张保。可是其他各部军队却都不能给予有利的支援，结果台城军队逼近京口，将刘景素的军队各个击破，沈颙、垣祗祖两军先后溃散叛逃，其他各部也没了斗志。剩下一批刘景素培养多年的死士，作战无比勇猛，可惜兵力太弱，最终力战不敌。京口失守，刘景素也掉了脑袋。
刘景素的失败，宣告刘氏内部的兄弟阋墙全部结束。宋文帝以来，刘氏后代们为了自己的权欲和利益，彼此厮杀争斗，将所有的力量消耗于无谓的内讧之中。刘宋的江山，只落得一个被他人指手画脚的下场。
有这样心思的人不少，自然，成功者只会有一个。
阮佃夫欺负皇帝年幼，首先就想发难。他与同伙商量好，乘刘昱外出打猎的机会，关闭城门，把刘昱抓起来废掉，另立刘昱的三弟、安成王刘准为新君。事情败露，刘昱捕杀了阮佃夫等人，并扩大打击面，对于曾经与阮佃夫有过密谋的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等人，不论是否参与了本次谋逆行动，通通族诛。杜、沈、孙三家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居丧，按理说不能立即收捕。刘昱可不管这一套，带着左右士兵就冲入沈勃宅中，见人就砍。沈勃知道难逃一死，一把冲上前，扯住刘昱的耳朵，边打边骂：“你这个桀纣暴君，死期就快到了！”左右围上来，才将他乱刀砍死。刘昱气得不行，下令对这些人不仅要灭族，而且得对他们剖腹肢解，才算罢休。
此事之后，刘昱感到身边的人也不可靠，尤其是大权独揽的重臣。怀疑的目光很快转到了“四贵”之首的萧道成身上。
有一次盛夏时节，刘昱闯入萧道成的领军府，正好碰上萧道成光着膀子、露着肚子在家里午睡。他命令萧道成在室内站好，在肚皮上画一个靶心，拉弓搭箭，就要开射。萧道成吓坏了，一个劲叫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刘昱的亲信王天恩，大约与萧道成有些关联，赶紧劝说：“萧领军的肚腹大过常人，是个好靶子，一箭射死了，以后就没得射了，多可惜啊！不如把箭头去掉，再射。”刘昱同意，就取了一支没有箭头的箭，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把弓一扔，笑着对左右说：“这箭法怎么样啊，哈哈！”
刘昱想杀萧道成，并非全是因为贪玩。他确实是忌惮萧道成的威名，屡次三番叫嚷着要诛杀他，只不过左右总有人出来为萧道成说话，包括他的母亲陈太妃都劝他：“萧道成消灭刘休范的叛军，对我母子有再造之恩；如果连他都要杀的话，还有谁能为我们国家效力？”
刘昱暂时打消了杀萧道成的念头，心怀畏惧且早有异志的萧道成则已不愿安分了。他与袁粲、褚渊（没错，就是那位曾被山阴公主看中、死里逃生的美男子）等人暗中商议，打算换掉这个杀人成性的
小皇帝。
萧道成的提议遭到了四贵之中的重量级人物袁粲的反对，他说：“皇上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