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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幻凶龆J的勇士,然后在门厅内接见诸葛长民。刘裕拉着诸葛长民的手,家长里短地谈得可开心了。反应迟钝的诸葛长民乐呵呵地陪笑,背后已经跳出了手持利刃的丁旿,刘裕脸色立变,丁旿上前拽住诸葛长民,手起刀落,毫不含糊地将他斩杀。刘裕又下令收捕诸葛长民的几个弟弟,诸葛黎民虽骁勇过人,却挡不住捕头人多势重,力战而死。诸葛长民的小弟弟诸葛幼民逃到山里,最终被揪出来杀掉,诸葛氏一家继刘毅之后,也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回头说说刘裕的另一半军队。刘裕在攻下江陵后,就有意再接再厉,进攻谯纵据守的蜀地。前文提过,谯纵的割据势力是桓玄称帝所造成的“副产品”,到这时已有八个年头,期间刘敬宣曾经在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试图进攻过一次,却无功而返。众将都觉得蜀地艰险,如果刘裕不亲征,恐怕还是难以成功,但蜀地离建康太远,刘裕若是真去了,东面又可能会出问题(这时诸葛长民还没倒台)。伐蜀大军的元帅人选成了个大难题。
刘裕不仅识战,而且识人。刘毅的部下毛修之在刘毅失败后,投降了刘裕。毛修之是原先的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子,蜀中兵变,毛璩与毛修之的父亲毛瑾一家都被谯纵所杀,毛修之恰好在江陵任职,逃过一劫,从此他便立誓报仇雪恨。他几次向刘裕请缨,要求带兵西征。刘裕担心他到蜀地会公报私仇,大杀当地军人;蜀地的士兵害怕毛修之,也会以死固守,那样既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攻城拔寨。
几经思量,刘裕提出让资历名气都不高、但很有才干的朱龄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大出众人所望。刘裕给了朱龄石两万人,并让自己的小舅子臧熹以及蒯恩、刘钟等人做朱龄石的副手,可见对他的信任。(刘裕的这一趟西征,除了完成既定目标外,也颇显出他的战略眼光,通过战争的洗礼,提拔培养了王镇恶、朱龄石等一批能为他所用的得力干将,为日后的北伐大胜和掌握绝对的军事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与朱龄石密谋进攻路线,他说:“刘敬宣上回从黄虎(今四川绵阳东南涪江畔)取道内水(指今天的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进攻,没能成功。按正理我们应取道外水(指今天的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做另一番尝试,敌人也许认为我们会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进攻。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用重兵守卫涪城(今四川绵阳东)以防内水。所以我们如果再从黄虎走,一定正中其计。我想不妨布置少量疑兵取道内水,而以大军从外水直取成都,必能出奇制胜。”为了保密,商讨的内容秘而不宣,朱龄石的西征大军并不知道行军计划是怎样的。刘裕又交给朱龄石一封密信,信封边写着“至白帝乃开”(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假的,刘裕的锦囊妙计则是真的,历史上像这样你真我假的故事,实在数不胜数)。
朱龄石大军溯江而上,第二年,也就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六月,到达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朱龄石打开刘裕的密信,上面只写着三句话:“全军主力都从外水攻打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今四川彭山方山下入江的绵水口)攻打广汉(今四川射洪南);并派老弱士兵乘十几艘高大舰船,从内水佯攻黄虎。”(唯一的遗憾之处是这条锦囊欠缺一点意外性,朱龄石在此之前肯定已经消化了刘裕战略思想的精髓,这封信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合理安排。但是刘裕以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封信,就能够预防众人因为朱龄石资辈较低、不从将令的现象,以促使战略思想的全面贯彻。)
朱龄石得了锦囊,便布置下去,诸军倍道兼行。成都王谯纵果然被刘裕算中,他在得到情报后,认定内水的疑兵就是晋军主力,命令谯道福以重兵镇守涪城,以防晋军从内水攻来。这样一来,朱龄石主力走的进军路线就几乎成了蜀兵不设防的地段,大军很快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谯纵才命侯晖、谯诜率万把兵马驻扎在彭模,隔着外水筑起工事拒守。
时值盛夏,朱龄石本想以逸待劳,缓图攻城良机。部将刘钟则说:“这可不行,我们以虚兵进攻内水,谯道福那边肯定不敢动。现在大兵突然杀到,蜀兵已经丧胆,他们之所以据守险地,就是因为怕我们啊。如果现在以精锐猛攻,必获全胜,如若缓兵,蜀兵会明白我们大军全都在这里,到时谯道福从涪城杀回,我们就不好对付了。”
朱龄石听从建议,率领蒯恩、刘钟强攻彭模,力克险峻难攻的彭模北城,斩杀了侯晖、谯诜,转攻南城,一并拿下。与此同时,臧熹、朱枚也击败了蜀将谯抚之、谯小苟(十分有趣的名字),攻下广汉。
朱龄石下令舍弃船只,以步兵趋进,谯纵的士兵们都望风溃散。那位全无王者风范的成都王谯纵(当年众将要推他做主,他执意不从,还企图跳水逃避,这样没有胆识的人竟能做上割据一方的国王,可见天下大乱,已近极致)弃城逃跑。他的女儿都比他明事理,劝他说:“如今逃跑也难活命了,自取其辱而已,不如在城中等死,还可以死在先人的墓前。”
谯纵不听,投奔前来救援的谯道福,被谯道福鄙视了一把。谯道福斥责他说:“大丈夫创了这样的功业却放弃,还想去哪里呢!自古哪个人不死的,有什么好怕的?”说罢一剑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
谯纵没办法,只好逃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拉了腰带上吊自杀(关于谯纵之死,另有种说法是他在涪城被一个叫王志的当地人杀死,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见于《晋书》和《资治通鉴》,后一种见于《宋书》和《南史》。不管怎么个死法吧,这个怕死的国王到头来还是不得善终)。谯道福还想收众一战,士兵们却不愿再听从他的指挥,分了财物各自散去,谯道福投往广汉的僚人部落,也被当地人捉住送给晋军斩首。
刘裕西征两战,充分地发掘了王镇恶和朱龄石的帅才,也成功翦除了异己,收复了荆州、益州等地,一石数鸟。这时的刘裕已不只是优秀的军事家,而更是一名相当有为的政治家了。经过这一连串的胜利,刘裕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连继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也不愿放过了。
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昶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夤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抨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士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建康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形,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办。
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一步治罪。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