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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总的说来，这种平衡是紧张的，是积极的，但是总要有个限制，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象“小脚女人”。 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１９５６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１５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１２年或８年的任务，提前在５年甚至３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
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了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将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了系统整理和完善，在会上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这篇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了“一五”建设特别是1956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通过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观点。
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1956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因此，要找到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办法。
他说：“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和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讲话中提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一些制约方法，主要是：（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须的生产部门最低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 ，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5）要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如果照这样的势头继续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时期。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宣布成立陈云任组长，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为组员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成功地制订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后，陈云把目光投向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11节 陈云不得不一再检讨
陈云考虑，一五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但实施中也可以看出，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前进的后腿。二五计划时国家建设投资还是要增加，人民购买力也会相应增加，但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每人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
因此，陈云设想，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特别是要注意农业的发展，解决好人民的吃穿问题。他认为，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和事业费84亿元并不算多，发展农业主要放在了合作化上面，从财力物力上看也只能这样。但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下半年，陈云正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教训，紧张思考国民经济二五建设计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使他遭遇到财经生涯中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并直言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
陈云不得不一再检讨
1957年10月12日至19日，8天之内，陈云连续视察东北的大连、吉林、长春、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近20家厂矿和电站、港口，了解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进展和新增实力，以便从实际出发，把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制订二五计划。紧张的行程，使陈云回京后就累得病倒了。11月10日，他就不得不接受医生建议，致信周恩来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在休养期间，他不安地注意到，一股批评1956年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反冒进运动的领导人。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月11日晚，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声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