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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0月和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万万元，折合边币34万万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陈云并没有沉缅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继续保持了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财经才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经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云懂经济。5月24日，他向大会报告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5月31日，他作七大结论报告时，又再次讲到：“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毛泽东一年多前派做组织工作的陈云，转而从事经济工作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对陈云懂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是对他这一预见性建议的赞赏，更是对陈云一年多来成功领导边区财经工作的肯定。
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7月17日，陈云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中央同意，曾经决定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但那时是战争环境下的动荡时期，财经工作主要是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还谈不上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东北局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在初入东北、立足未稳的时候，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管过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后来风趣地把这段时期的财经工作比作“拣洋落”。
第一部分 黄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第3节 稳定物价
这次主持东北财经全局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1948年6月7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大片，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现在，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的利益。
与西北的“小摊摊”相比，这次陈云财经活动的舞台有极大的区别。东北本是富庶之地。谚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块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粮仓”，重要的产粮区，有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指黑龙江的呼兰、海伦、巴彦、拜泉和绥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指辽宁的金县、复县、海城、盖县和辽阳）之说。而且各种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铁路四通八达，有旧中国最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而且东北人口众多，周边又与友好的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通畅，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东北经济搞得好，将为解放战争提供空前强大的经济支撑。
身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早就将巨人般的战略眼光投向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东北强大的经济实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会议结论时，以非凡的预见，专门讲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