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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扇子井没有典故的话（比如落瓜桥），就可能是把井圈做成扇子的形状。如果是三国时期就叫扇子井，井圈一定是宫扇的样子吧。因为那时候折扇还没从高丽传入中国。
一些井圈的内壁凿了一条条直杠，吊桶的绳子沿着直杠下滑，方便是方便了吊水的人，但也不一定方便。这样的井圈它先破了相，自然显得丑陋了。
苏州完全可以做一个水井博物馆：有关水井的图片、资料、艺术片；挖井工艺；淘井技术；让参观的人学习吊水——我想现在的孩子大都不会吊水了；井圈陈列；等等等等。
城市是从水井开始，水井也就是城市的滥觞。靠水而居是对环境的利用，而知道挖井这才是人类的创造和发明。苏州的水源丰富，还挖了如此多的水井，说明了苏州人具有浓厚的城市意识。我这有点胡说八道。以前的苏州人挖井，像修路造桥一样，是为了积德：“狮林寺巷大井头井阑石刻文有‘圆明院伏承湖州路长兴州至德乡第四保施主章尧、丁一父母、丁七五郎、丁五八母、丁七三郎、丁寿□郎名同妻顾氏，同施净财，开义井□功德，各家保扶，身宫康泰，寿算增崇者’（见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十）”云云。也有为了超度亡灵的。
桥边生涯
我小时候与祖母、姑祖母住调丰巷，靠近言桥。口语里把言桥叫成“言桥头”。我现在对言桥头的一个印象是去河边的一户人家买桑叶。这户人家没有围墙，是用竹竿、铁丝之类编的篱笆，我常常从那里经过，他们的生活一目了然——其实也只是见到一个总是穿青布衣裳的半老头在几棵树下不知道瞎忙些什么。那时候我还没养蚕，所以也就不知道那几棵树是桑树。我的童年倒很田园化，也就是有时令性，到时候就会养蝌蚪——养在糖水罐头的大口玻璃瓶里，再放几根水草或者玻璃弹子。青蛙和癞团的幼体都叫蝌蚪，我养的当然是青蛙的幼体。养好了，能看到它的后肢长出来，但常常还没看到它生出后肢，它就翘辫子了；到时候会养叫哥哥、蟋蟀。叫哥哥很凶，我被它咬过。养蚕是在邻居中搬来了一位大女孩，她教我养的。言桥头的那户人家卖桑叶，也是她告诉我的。那是个下午，大人们都在午睡，我去了言桥头，没看到半老头，却看到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我很奇怪，因为以前从没见过，她正用门闩两头挑着个小板凳，走来走去地跳舞。她看到我了，也不停下。我等了大半天，实在是觉得家里养的蚕要饿死了，就打断了她。她很不高兴。我从篱笆的洞洞眼里小心翼翼地递进去两分钱，她气鼓鼓地给了我二十张桑叶。
有时候买不起桑叶，就喂蚕（那时候叫蚕“蚕宝宝”）莴苣叶。蚕饿急了，也吃。我养了几十条蚕，也总有十几条蚕结茧。一般是白茧。偶尔碰到黄澄澄的蚕茧，就以为是奇迹。一只黄茧可以和人换几只白茧。
言桥是我常常走过的桥，还有乐桥——乐桥在口语里叫成“乐桥头”。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住在乐桥附近。
小学毕业，我与父母同住，离饮马桥较近。有一次放学，从人家的门堂子里绕来绕去地回家，猛然看见一架硕大的银藤，开着白花，明亮得像玻璃做的。我估计这也是个私人园林的遗址，在现在饮马桥的商业区一带。
我读的小学，门口不但有桥，还有三座石头的牌坊。我看着他们先拆除了牌坊，后来他们又把河填了，又把桥拆了。这座桥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我读的中学的斜对面也有桥——好像还是双桥。
苏州人在单名的“桥”后，会加一个“头”字，如上面说到过的“言桥头”“乐桥头”，这大概是约定俗成。我以前工作单位的附近是皋桥，大家也都叫它“皋桥头”。我就没听苏州人把饮马桥叫成“饮马桥头”和乌鹊桥叫成“乌鹊桥头”的。
苏州的桥一般是两种形式——平桥与拱桥。我喜欢平桥，它的调子是一点也不吵闹的，与小巷的气质一似一脱式。
我后来搬到新村住了，楼房都一只又一只自来火壳子似的，居然我那幢楼的前面还有一座桥。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有沟通的愿望。目前客居北京，也是与桥为伍，尽管是座铁路旱桥。
回苏州的日子，我喜欢在“老苏州茶酒楼”临河的桌子前喝酒，看看对岸的树和被树罩住的一角平桥，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金砖墁地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再去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时，见到地上都用一种光润似墨玉，平滑似镜，踏上去不滑不涩的大方砖作为铺墁，就知道这都是苏州齐门外元和镇御窑村生产的传世之宝——金砖。
金砖，并非是用金子做的砖头，不过是大方砖的雅称，规格有二尺二见方，二尺见方和一尺七见方三种。那么，为什么会有金砖之称呢？两种说法：一为，这种砖是应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起来有金石之声，故名“金砖”；另一种为，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京砖”，逐步演化，变了“金砖”。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了解了金砖制造的全过程就明白了。
明朝永乐大帝造北京紫禁城时，城砖是山东临清窑的，皇宫里的细料方砖是苏州等五府烧造的。当时已发现齐门外御窑村的土质上乘，细腻坚硬，粘性好，含胶体多，澄浆容易，适宜制成上等地砖，而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御窑村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据当地老年人讲，私造金砖是要杀头的，必须有京城的工部下达任务到苏州府，苏州府主管这项工作的知事，通过乡村地保，再逐个与窑户落实。此时官府要与窑户签约，除了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外，尚须预付六成左右订金。倒不是官府心地善良，实因烧制金砖决非一朝一夕，没有一年半时间做不出来，不预付一点工钱，吃饭成问题，还有什么力气去生产。现在就来说一下它的工艺：
选泥：先在地上打一些探洞，鉴别土质优劣，看样定点，然后挖去一米多厚的表层，取出下面一米左右深的那层泥土，运到场上堆起，让它任凭风霜雨雪，使其颗粒结构受大自然的破坏而分解，俗称“冻土”。
练泥：先往泥堆里掺适量的水，再由人将牛赶进去，错趾踏成稠泥。
制坯：将练好的泥填满木框（木框大小即是制成后的规格尺寸）撒上草木灰盖面，然后人站在上面研转，使其密实坚固。再用铁线弓戈钩平表面。制成后必须放在室内通风处晾约六十天左右。
装窑：必须用大窑，并且只能在窑心放５０到１００块金砖坯，四周用杂砖坯料围护，以防窨水时，水滴在金砖上出现白色斑点。
焙烧：装窑毕，在明朝，是用麦柴文火熏烤一个月，使砖坯脱水，再用片柴烧一个月、松柴烧四十天，凡一百三十日，才能窨水出窑。到了清末以后没有那么考究了，只用麦柴旺火烧十二个昼夜。不过需窑工经常观察火候，及时扒去柴灰，添入麦草。
窨水：即浇水闷窑。约需四天。据袁寿生老人讲，大约需用水二百九十担左右。
出窑：窨水后约再需三天时间方能自然冷却。这时窑工可以进窑搬出成品。
成品是否合格，不是窑户自己说了算，而是先要地方官员检验。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江苏巡抚张渠在奏折中说：“钦工物料，必须颜色纯青，声音响亮，端正完全，毫无斑驳者方可起解。”这个标准，其实还只是初验，可以装船运输罢了。真正验收合格是要到了京城才作数的。所以窑户往往必须随行，负责到底。
接下来的装船运输，也极有考究。先要编队，前面一条官船，坐着押运官员，后面货船顺序排好，每条船上插着皇龙旗，也都有兵卒守护。拣好黄道吉日，放炮开船。浩浩荡荡，在运河中北上，沿途地方文武官员还都要到码头迎送。几千里路，往返一次，至少几个月。随船去的窑户，家中老小，等得急不可耐，既要担心质量是否过关，弄不好在北京吃官司有份，更要担心往返途中是否一路顺风，因此三日两头都要去河边遥望。现在的御窑村就还有一座望郎泾桥为证。
可以说金砖是专为京城的皇帝老倌制造的，所以开始称京砖，后来转音为金砖似较可信。但也不应排除因质地优良而一开始就称之为金砖。正因为这样，金砖在民间传世极少。今御窑村村民姚兴明家藏多块金砖，其中两块是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五月出窑的，算是现存最古的金砖了。此外，尚有明嘉靖、清顺治以下直到宣统诸朝的金砖，上面都刻有苏州知府的姓名。
再说金砖运到京城后，验收合格，官员领赏，窑户免罚，接着就是施工了。听香山老匠人讲，铺墁时，要求特别严格，先要对每块砖，砍磨加工，打滑得墁后表面严丝合缝而又光亮似镜，即行话所称的“磨丝对缝”。然后抄平，铺浆，弹线试铺；找不出什么毛病了，最后墁好，刮平，浸以桐油，才算完工。清代官修的《工程做法》规定：砚磨二尺金砖，每工二块。墁地时，每一瓦工配壮工二人，三人墁砖的日定额为五块。真正是慢工出细活了。
御窑村的祖祖辈辈，一直替皇家干了几百年的活，但是随着满清王朝的没落，他们也不得不改行了。到了光绪后期，御窑村的掼坯、烧窑，已经逐渐由正业改为了副业。民国时期，这一传统工艺几乎失传。在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中留下掼坯镜头的袁寿生老人讲：就在光绪三十四年那一年，御窑村尚有窑灶二十四座，金砖就是这一年停做的。他的祖辈做过金砖，他的父亲曾看到过金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块金砖从选泥到烧成，最后铺墁在宫殿上，要经过多少人的手，花费多少人工，又凝聚着多少劳动人民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