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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地淌水，也称“开太湖了”。真是夸张得有趣。
西山人上山砍柴，称之谓“斫柴”。“斫”字十分准确、贴切。但由于用惯了“斫”字，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割草”说成“斫草”。外地人听了会奇怪：草不会乱跑，何必要“捉”呢！也难怪，西山人把“斫”读如“捉”音，斫、捉不分难怪外地人以为去“捉草”了。
我是西山人，热爱西山话，除了它的硬、直、快外，更爱它的诸多语言现象。只是我留心不够，没有下“苦工夫”研究，仅抓着一点“皮毛”而已。
吴地老儿歌
一、 月亮堂堂，姊妹双双，大姊嫁勒上塘，二姊嫁勒下塘，三姊呒人要，一顶花花轿，一抬抬到屈驾桥，一蒸馒头一蒸糕，砰、嘭、啪。
二、 勿高兴，吃糕饼，糕饼甜，买包盐，盐咸买只篮，篮漏买包豆，豆香买块姜，姜辣买只鸭，鸭叫买只鸟，鸟飞买只鸡，鸡啼买只梨，请请你格小弟弟。
三、
乌龟（音居）上街头，生意闹稠稠，尖锥尾巴橄榄头，胡椒眼睛骨溜溜。大乌龟哪哼叫？嘎！嘎！小乌龟捺哼叫？叽！叽！大小乌龟一淘叫，客客气气问你老板讨个铜板买药料，药杀乌龟开年勿来讨。
四、
嗯呀嗯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游来游去捉蛤蟆，蛤蟆躲勒青草里，青草开花结牡丹，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姊姊做媒人，杏花园里铺行嫁，桃花园里结成亲，爹爹交我金桂子，姆妈交我水红裙，水红裙浪多个裥，裥裥全是玉蜻蜓，长手巾掼房门，短手巾揩茶盏，揩得茶盏亮晶晶，倒杯茶来请媒人，媒人说得三间园堂四间厅，络里晓得一间草棚两头门。
五、 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子你格肉，还子你格壳。
六、 老伯伯，洋钿借一百，开年还你九十九，打得你屁股扭勒扭。
七、 萤火虫，夜夜红，飞到东，飞到西，五笃娘勒里，五笃爷勒里，三根麻绳吊勒里，有铜钿赎子去，呒不铜钿压勒里。
文中不少语言是苏州“土话”，如若改掉，就呒不味道哉，只好任其自然。儿歌很多，当年的小孩子肚皮里都装了勿勿少，儿歌里有知识、有笑话、有噱头、也有讥讽，在没有学认字前，就跟着大人唱儿歌，可以说是另一类的“启蒙”教育，说勿上好，也说勿上坏，唱唱白相相。
太仓话和苏州话
苏州话在吴语系中是“大房”，是吴地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苏州人自己叫它做“苏州闲话”。
苏州话的软和糯是出了名的，一些外地人对苏州话偏爱得很，我在上海和杭州都有过切身体会。就说那次在上海一百购衣，营业员一听我是苏州人，就分外的另眼相看起来，目光也柔和许多，价格竟也“好说闲话”勿少，恨不得跟你攀亲眷，真让我受宠若惊。这是一次典型的爱屋及乌。
苏州范围很大，过去的六县市（现在吴县改为两个区）中，各县市的语言虽然同属吴方言区，区别却不小。比如太仓话说男人的“男”字，口型扁，舌尖位置略前，音同普通话中的“你”；苏州人发“男”音则口撮起，舌尖略后缩。
苏州话保留了不少古代的发音和称谓，例如，苏州人叫新郎、新娘为“新官人”、“新娘子”（或“新娘娘”），这是古代沿袭至今的称谓，在不少古典戏剧中还能见到。但太仓话里似乎保存得更多。比如，古代称热水为“汤”，成语“赴汤蹈火”里的“赴汤”就是往热水里去。太仓人在很多地方还使用此词，如他们称洗脸水叫“面汤”，洗澡水叫“浴汤”，而苏州人已经比较现代地不分冷热一概叫“水”了，如“揩面水”、“浴水”。又如洗手，苏州人叫“汏手”，太仓人却叫“净手”，甚至洗脚也叫“净脚”，听起来雅得可以。
在称谓方面，太仓话也很有趣。苏州话叫父亲的娘（奶奶）为“好婆”，叫母亲的娘为“外婆”，同于普通话。太仓人则把奶奶称作“亲婆”，把外婆叫作“好婆”，两相比较，太仓人这种叫法就更让人心里舒坦。不过太仓话中也有挺让人意外的称谓。我当年插队在太仓，有一次听队里一个男孩朝一个中年妇女喊“伯伯”时，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心存狐疑。后来又切切实实听到有人这么叫，我就私下里问队长了，说那孩子怎么叫她“伯伯”呢，她不是女的吗？队长听了大笑起来，说：伲太仓是“什能”（这样）叫格。的确，这里父亲的哥哥或者姐姐都叫“伯伯”，并且泛化到年轻人叫比自己大一些的中年妇女也叫“伯伯”，以示尊重。原来如此。我心里十分好笑，怎么会这样叫呢？心想苏州人是分得蛮清爽的，父亲的哥哥叫“伯伯”，父亲的姐姐叫“姆姆”（发苏州音的‘马’），父亲的妹妹则叫“娘娘”；北方话中则不分父亲的姐、妹都叫“姑母”的。但现在仔细一推敲，苏州话中有这种联系，比如，“妯娌”（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苏州人就叫“伯姆道里”，也有个“伯”字来称呼女的，可见，还是在一个体系里，不过，苏州话中已少了，太仓话中则很顽强地传承到现在。
俗话说“三里不同音”，语言受地域影响很深，发音差别不小，例如，“躲在后面”这个意思，苏州人说“伴勒后头”，太仓人就叫“涯勒后底”。人们用“乡音”、“口音”来指方言，正说明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地域差异是最易为人感觉的。
苏州地名读音
为什么临顿路叫作“伦敦路”？为什么浒墅关称之为“许市关”？为什么葑门变成了“富门”？这些问题似乎一直使苏州人感到大惑不解。
苏州一些地名的读法和常音不同，并不都是讹称，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吴语的语音起了变化，但某些地名仍读如古音，故而和今音有了差别；二是一些地名更改了，但苏州人的习惯改不了，叫法一仍其旧，于是也造成了字面和读音的不同。
中国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变化不易觉察，其实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间不断发生的。只要将老一辈苏州人和今日青少年的口音作一比较，便会发现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数十年间语音已有明显变异，那么数百年，甚或数千年，其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古音常常会在口耳相传的用语中留下种种蛛丝马迹。例如，苏州的善男信女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中，“南”、“无”、“阿”三字的读法和今音便已大相径庭。其实这句佛号的读法，仍接近于古音的缘故。
先说临顿路。苏州人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叫作“伦敦路”，正是古今音不同的典型例子。何以见得“伦敦”是古音呢？我想举出三点依据。依据一是古代的字书。按宋代的《集韵》和元代的《古今韵会举要》，“临”字的注音都是“犁针切”；明代的《洪武正韵》则是“犁沉切”。所谓切，即反切，是中国古代的注音方法。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就是将上字的声母和下字韵母相拼，再以下字的声调读出。如果我们用苏州话把“犁针”或“犁沉”反切，得出的发音不正是“伦”么？依据二，是口语中和“临”同音的字（即在普通话中都读作lin）。语音变化后，古音往往仍保留在部分口语词汇中，例如苏州人把鱼鳞叫作“鳞爿”，这个“鳞”字，如何发音，想来无须赘述了。依据三，是以粤语作旁证。广东地处岭南，从前山高皇帝远，受近代官话影响较小，保存古音因而也较多。如果谁有相熟的广东朋友们，请他用广府音读“临顿”两字，他会读成“lun
dun”，就好像苏州人说“伦敦”。
再说苏州人称之为“鱼翅坊”的吴趋坊，求证方法与上面一样。若由广州人读“吴趋”两字，发音为“ng
tsui”近乎苏州话的“鱼翅”。“吴”字老苏州都知道，本来读若“ng（鱼）”，吴县，就向来读作“吴（鱼）县”，跟“何、胡、贺”等姓氏搞不清还是近几十年的事。至于“趋”字，宋代《广韵》注音为“七逾切”。如果用普通话来“切”，读音自然是“qu（区）”，但若用苏州话，那就成了“翅”。所以说，把吴趋坊念成“胡区坊”，那是蓝青官话，叫作“鱼翅坊”方是正宗吴音。
古音保留在地名中，在全国各地其实都可找出不少例子
。例如，广东省有个县名为番禺，这个“番”字如果照本音读，是要让广东人笑痛肚皮的，他们叫作“潘禺”。为什么“番”会变成“潘”？原来古汉语中本来没有唇齿音，今天声母为f、v的字，古代声母原是p或b。“番”和“潘”古时同音，后来“番”字读音变化了，但“番禺”这个地名世代口耳相传，依然照老样子叫，于是便成了“潘禺”。
那么，苏州人称葑门为“富门”，是否也因为依照古音呢？这倒不是，“葑”字从来就读若“封”，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地名虽已变更，但苏州人的叫法没有跟着改变。
“富门”这一叫法，由来已久，宋代名臣范成大主编的《吴郡志》卷三即说葑门：“今俗或讹呼富门”。不过，这句话有两处语病：一是“今”，“富门”的叫法并非始自宋朝，而应再上溯一千多年；二是“讹”，“葑”变成“富”不是以讹传讹，而是另有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在《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中已剖析得很明白。考证者引用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指出苏州本无东门，越王伐吴时，梦见伍子胥“令从东南入”，越王于是“筑坛祭子胥，乃开渠，自罗城东开门入吴”，当时“有**随涛入，故以名门”。所谓“**”，即江豚，俗称江猪，在今天已是濒危动物，但在二千多年前，原来在苏州偶或也可见到，并为位于苏州东南的这个新开城门带来其名称。苏州人所说的“富门”，其实是“X门”，或“X门”。“XX”两字今天声母虽然不同，但古代没有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