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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对南方剪纸作过如下评语：“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剪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人间永不朽。”这是对江南剪纸最恰当的评价，苏州剪纸亦当“美在人间永不朽〃。
虎丘不断四时花
《清嘉录》成书后，作者顾禄请人题词，何桂馨题词两首，第一首便是：
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按作者所言，题辞是随到随编不论社会地位和年龄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读到这本书，第一个题词，于是，翻开这本记载“岁时无殊，而风土各异”的《清嘉录》，我们首先见到的便是这首诗。
今人来新夏先生评价说：“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在这样一本关于苏州风土的杂著里，何桂馨把他个人对苏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断四时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摆放到人们面前，算是献给了阅读者一束芬芳的鲜花吧。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的苏州亮出了它的缤纷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时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荟萃、风物繁华的地方，莳花种草的行当总是比较兴旺发达的。何桂馨所说“一种生涯天下绝”，未免有些过誉。苏州往北不远的扬州，它的牡丹、琼花是名满天下之物，花事极具规模。人说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便是一种形象化褒奖称赞。这种生涯活计，应时而生，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都有相当市场。剔除何桂馨对于家乡花事的夸张性称赞，所说“虎丘不断四时花”倒是确切的描绘。
花卉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审美对象，从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纹饰到历朝历代工艺品的图案装帧，画家绘画，文人咏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馈赠，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各地的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为农历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为繁盛之际。苏州以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这一天苏州人是这样庆祝的：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黏花枝上，谓之赏红。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庙，而且不止一座。老庙在桐桥内，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东面，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却是同时代的虎丘人陈维秀。《花神庙记》记载了立庙的缘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台使者檄取‘唐花’备进，吴市莫测其术。郡人陈维秀善植花木，得众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为之，花乃大盛。甲辰岁翠华六幸江南，进唐花如前例。繁葩异艳，四时花果，靡不争奇吐馥。群效灵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庙，连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莳杂花，荫以秀石。”
陈维秀的新技术，对于官家来说，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对于从事花卉生涯的农人与生意人来说，无疑是传授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新技术。周密的《癸辛杂识》的简要介绍：“以纸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蒸熏，则扇之微风。经宿，则花放矣。”让鲜花在一月份开放，这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数百年前却绝对是件相当神奇的事情，当年女皇武则天下令都未能使长安牡丹冬日开放，如此，苏州人怎能不对陈维秀敬以礼数呢！相比较而言，旧有的花神庙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心灵寄托，而新的花神却是能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创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发非时之品，如牡丹、碧桃、玉兰、梅花、水仙之类，供居人新年陈设。”
百花生日不仅是花农们的生日，也是种庄稼的农民测量收成好坏的关键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气晴朗，则百物成熟。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纷纷出门：“士女争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民间如此，宫中则另是一样：“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孝钦后至颐和园剪彩，时有太监预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条……孝钦自取黄红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而宫眷亦盛服来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毕，即侍孝钦观剧。演花神庆寿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开的大幕就拉开了。苏州姹紫艳红的春天格外明媚。在这之前，“一树独开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绽放了。探梅胜地，是苏州郊外的邓尉山香雪海一带，这是久负盛名、至今不衰的赏梅胜区。“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袱被遨游，夜以继日。”
玄墓山（相传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称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为元），是与邓尉山相连的一座山，北称邓尉，南名玄墓，太湖环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胜地。明清之际这里回环百里皆梅，与山水相间，据光福志载：“邓尉山里种梅为业者，十中有七”，种梅如种谷，这和扬州的“十里栽花算种田”是一个意思。
花开烂漫时，展现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入山无处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极度形容说：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为：“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种密人难入，开齐夜有光。”康熙３５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江苏巡抚宋荦题“香雪海”三字，镌于石壁，这名字与茶名“碧螺春”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使邓尉声名大噪。这位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的官员，写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题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兴还生，石迳铿然杖有声。
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涛岩溜互喧争。
韵宜禅榻闲中领，幽爱园扉破处行。
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
春回大地，苏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时候。在游玩了天平、灵岩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转向南园、北园，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园尤盛，暖风烂漫，一望金黄。”南园，“在子城西南，今府学后也。”北园，即苏家园，在阊门内后板厂，清代皆变成场圃，是当时菜花最盛处。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二》中有一段关于饮赏菜花的描写：“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至南园，择柳荫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这样的田园风光，是需要时间盘桓的，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从小路而来的人点亮灯笼乘船回去，“北园春尽菜花香，野蝶飞来都变黄，归棹齐门看落照，红灯一道出山塘。”
接下来的花信该是玉兰与牡丹了。牡丹是在谷雨前后开花的花卉，俗称“谷雨花”。苏州的牡丹是从河南洛阳移植过来的，早在北宋时代，为宋徽宗负责“花石纲”的朱面是苏州人，南宋的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牡丹出洛阳，顷时，朱面家圃在阊门内，植牡丹数千万本，以缯采为帷，每花身饰金为牌，记其名。”这是特殊阶层人士对牡丹的荣宠，所求的当然也多是名品，民间百姓则以“玉楼春〃这样价廉而又易于培植的品种作为玩赏对象。种植牡丹的花农，“
率皆洞庭山及光福乡人。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而“郡城有花之处，士女游观，远近踵至，或有入夜，穹幕悬灯，壶觞劝酬，迭为宾主者，号为花会。”苏州人对牡丹的喜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对于美的认同和欣赏，不是唐高宗、武则天帝王将相和豪门贵族的权利，也是普通老百姓热爱生活的标志。
在花卉树木的移植和品种侈求方面，朱面是不能不提及的特殊人物。北宋年间设苏杭应奉局，奸相蔡京命朱面管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宋徽宗赏玩。“雪海一番风信过，武丘再访玉兰房”的玉兰房，在虎丘山后，内有一棵名冠吴中的玉兰古树，相传就是他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因为没有来得及进贡，汴梁就已失守，于是弃掷于此。这是一株奇特的花树，明代天启年间曾为大风摧折，但顽强存活下来，花开之时，烂漫如雪：“历宋元明及清代，七百余载仍蕃鲜。干似虬龙根似铁，花开色较蕃厘白。遗恨衔归五国城，浓荫覆近千人石。”一株大树就是一个游玩欣赏的景点，也是历史的回顾面。朱面靠逢迎皇上，投靠蔡京而暴富天下，死后清理田产竟有三十万亩之多，简直骇人听闻。
不论是牡丹花肆求售，还是赏花买笑，都离不开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作为旅游胜地，同时是吴郡集中体现民风乡俗的地方，历史沿袭有“三会三市”之说：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樨市、夏为乘凉会。围绕这些会节，满足人们对花卉的需要。虎丘、山塘一带花店迤逦相连，绿水桥西的马营弄是一片花圃，斟酌桥东的花园弄口成为花卉市场，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七里山塘花市环”的市场格局。
《桐桥倚棹录》记载了这个盛况：“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馀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里面的木樨径，多为养花艺匠所居，遍地种桂，高下林立。清中期莫家浜一带桂花尤盛。长泾的古香村的居民多培植玫瑰、桂花为业，春末秋半，香气袭人，整个山塘“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