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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仰望那座放置巨型电极的梯形台，它以深深的黑暗为背景，在我们电筒的三道光柱中显现出来，真像密林中阿兹台人的祭坛，有一种神圣感。我们这些球状闪电可怜的追寻者，此时就像朝圣者来到了最高的圣殿，心中充满了恐慌和敬畏。我看着那水泥的金字塔，心想在过去三十多年漫长的时光中，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上面作为祭品牺牲呢？
“结果呢？”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
格莫夫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有说话。手电光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还是使我想起了张彬，想起了他讲述自己那对一个球状闪电研究者来说难以言表的痛苦时的样子。于是我替格莫夫把话说了出来：
“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吗？”
但我立刻发现自己想错了，格莫夫笑了笑说：“年轻人，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福尔摩斯说过，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是最难破的。如果三十年的研究没取得一点成功，那这事就太离奇了，这种离奇会激励人们干下去。可悲的是，现在连这种离奇都没有了，只有让人心灰意冷的平淡。我们成功过，三十年间成功地产生了27个球状闪电。”
我和林云再次被震撼了，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格莫夫又笑了笑：“我能想象你们俩此时不同的感觉：少校肯定高兴，因为军人只关心这东西转化为武器的可能性；而你呢，则悲哀，就像斯科达到达南极点时，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国旗时一样。但你们这些感觉都没有必要，球状闪电仍然是一个迷，现在对它所知道的与三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多，我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
“这如何理解呢？”林云惊奇地问。
格莫夫缓缓吐出一口烟，眯眼看着光柱中那错综变幻的烟雾，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第一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是在196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亲眼见到了它，在雷电模拟器的一西放电后它出现在半空中，淡黄色，飞行时拖着一条光尾，大约二十秒后在空气中无声的消失了。”
林云说：“我能想象你们当时的激动。”
格莫夫摇摇头：“你又错了，当时球状闪电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电磁现象，3141项目最初并没打算做到很大的规模，当时上自科学院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下至参加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来说，只要集中科研力量，人工生成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研究拖了3年才出成果已经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了。当那个球状闪电出现时，我们的感觉只是如释重负，谁都没想到，还有27年漫长的岁月和最后的失败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信心当时看起来是有根据的：同自然中的雷电不同，这次闪电产生的条件和各种参数都被详细记录下来，我直到现在还能把当时所有的参数分毫不差地写出来。当时的闪电电流是12000安培、电压为8000万伏、放电时间为119微秒，总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闪电。放电时通有每秒2。4米的空气气流，功率为550瓦的微波，还有外加磁场……还有大量其他参数，普通一些的如气温气压温度之类，比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摄影拍摄的闪电路径，以及各种仪器记录的现场磁场强度和形状、放射形指标等等等等，当时全部的记录资料我记得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属于绝密。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记得纳尔诺夫捧着那一大漯资料，说：‘我们把导弹撤回来没什么，还有更能让帝国注意胆寒的东西！’当时我们都想，以后只要按这些参数重复制造闪电，就能批量生产球状闪电了。”
“不行吗？”我问。
“我说过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用同样的参数重复的试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气急败坏的纳尔诺夫让试验一直这样做下去，在以后的一年中，严格地按照记录的参数，共制造了五万次这样的闪电，仍没有见到球状闪电的踪影。
应 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苏联科学界，决定论和机械论是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认为自然界是由铁一般的因果关系主宰着。这种思维方式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当时，李森科在学术界的阴魂不散，你在学术上偏离主流思想，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么危险，但至少会断送自己的学术生命，像伽莫夫那样敢于离经叛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基础科学和纯理论研究领域尚且如此，球状闪电研究当时被定位为应用项目，传统的直线性思维更是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样的实验结果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只要一次试验能产生球状闪电，以后按同样参数做的实验也一定能产生。于是纳尔诺夫对这五万次试验的结果给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第一次产生球状闪电的那次试验参数记录有误。
这件事本来是弄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纯工作范围内解决，如果有人因此受到处理，最多也就是因为工作失职。但纳尔诺夫惯于把一切都政治化，这事给了他一个排除异己的机会。他在给最高领导层的报告中危言耸听，说在3141项目中有帝国主义间谍破坏。由于3141属于国家重点武器研制项目，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组主要由、格鲁乌人员组成，纳尔诺夫也是其主要成员之一。对于后面试验的失败，他提出了一个‘化身博士’猜想，它来源于《化身博士》这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配制了一种能让人产生人格分裂的药品，但他再次使用同样的配方配制出的药却不灵了，于是他认为新买回来的原料成分不春纯，但后来知道，是他成功配制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纯，正是其中的杂质使他成功的。纳尔诺夫认为，破坏者在第一次试验中使系统偏离的预定参数，但歪打正着，偏离的参数产生了球状闪电，但这个偏离的参数当然没有被记录，记下来的是预定参数。这个解释虽然离奇，但在当时也是惟一能够被调查组接受的，下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参数出现了偏差。当时的试验由四个分系统组成，即雷电模拟系统、外加磁场系统、微波激射系统、空气动力系统，各系统的人员组成相对独立，被破坏者同时渗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虑其中一个系统参数偏离情况。当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最关键的参数是雷电模拟系统的放电参数，而负责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的人正是我。
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著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肯定纳尔诺夫是故意陷害我，因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坏，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使哪些参数偏离了，但他一次也没有问过我。而被无休止的繁重试验任务搞得筋疲力尽的其他人则对我充满了憎恨。但这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再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所有可能的参数偏离都试验过之后，仍没有成功，这倒使我意外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时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与那个放猪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欢附庸风雅，对知识界要温和的多。我的案子被重新审理，虽然没有宣判无罪，但还是被提前释放了，并给我提供了一个回莫斯科大学任教的机会。这可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