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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会上重提西安事变时和张学良一起提出的“八项主张”。他说：“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蒋介石呢？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等突然构乱”，是“凌乱纪纲”。他向“到会各同志”分发了“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为之捉刀。陈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录》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地写及《西安半月记》的出版内幕，照录于下：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说。“我也这么想。你试说毛病在哪里？”力子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的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尽管蒋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然而西安事变毕竟深刻影响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表示如果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在声明中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在蒋介石的言论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
不论怎么说，总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战——虽然还有个前提，即“超过忍耐限度”。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一大成果，一大贡献，一大胜利。至于如何对待共产党，争论益发白热化。大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希冀“根绝赤祸”，而“赤祸”当然指的是中共。不过，细细推敲这《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可以发觉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军队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组织。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折，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对于这曲里拐弯的四条，周恩来后来作了绝妙的解释：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一九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延安的石窑洞里读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以为大体上是有进步的。毛泽东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时的电报中写道：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内部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写得更明确：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不过，这谈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满着讨价还价……“顾祝同—周恩来”西安谈判，谈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是从三月开始国民党给红军军饷接济。这三件事能够谈成，也算不易。不过，毕竟只是一些细节而已。
即便是细节小事，却也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顾、周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蒋、毛之间的讨价还价。
蒋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规定了“底价”：“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毛泽东三月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底价”：“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也就是说，蒋介石“开价”：红军改编一万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泽东“还价”：红军编五万人，“力争超过此数”。顾祝同要服从蒋介石，周恩来要服从毛泽东。顾、周之间讨价还价，毛、蒋之间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算谈定了个双方认可的价：红军改编三个师，即两万两千五百人，比蒋介石开的价高，比毛泽东开的价低。每一项谈判，都如此这般，讨价还价着。所幸，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不论顾祝同还是周恩来，都对讨价还价充满着耐心。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及：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这样，国共谈判也就接着升级，由“顾祝同—周恩来”升为“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地点也由西安转到杭州。国共谈判消息传出，各界猜测纷纷。竟有传闻，蒋介石任命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这消息传进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电毛泽东：“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毛泽东见了电报，大笑不已。他怎么可能去当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省主席？！毛泽东于翌日，当即复电李富春：“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刚刚给李富春发了辟谣电报，又从彭雪枫那里传来“新闻”：蒋介石要派毛泽东出洋！彭雪枫原任红军师长，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驻太原阎锡山处。在那里，他听到道路传闻，便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毛泽东于四月一日给彭雪枫发了电报：“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种种传言，表明了人们对于国共合作前景的关心，表明了人们对于毛泽东前途的猜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既然蒋介石愿意跟周恩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同意了周恩来前往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事先拟好了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交周恩来带去。
三月下旬，周恩来风尘仆仆乘飞机来到上海，先见宋美龄，把十五条意见交给了她。这样，当周恩来翌日飞抵西子湖畔时，蒋介石已经事先知道了毛泽东的意思。这一回，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显得颇为高兴——三个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来见面的时候，是那般的尴尬。不过，周恩来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给蒋介石这位黄埔军校的老校长留下很深的印象。关于这次“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四月五日有过一份近五千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书记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用引号标明的，均引自这一报告）。
蒋介石见了周恩来，对中共说了一番好话。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这样的话，出自“剿共”领袖蒋介石之口确实难得。
蒋介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中共中央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而易见出自周恩来的笔下。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这么写及蒋介石的谈话：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周恩来还写道：蒋介石“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方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周恩来以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因为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他认为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