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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感到窘困，脸红得象个少年人一样。
“哦，假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一个发言的大个子喃喃地说。“好吧，同志们，让我们起来吧！你们还没听到德国鬼子正在向我们走来吗？”
真的，冲锋枪声越来越近了。德寇大概开始扫荡树林了。
我们并没有立刻就分散。我们这支十个人的小队又继续游荡了两天。我们侦察，向遇到的人打听德寇的所在，和怎样过去比较妥当。
这里的树林是稀疏而混杂的，常有草地和沼泽间隔。鸟儿时常在我们的头上飞向南方。
黄叶正在纷纷落下来，天又在下毛毛雨，树林变得愁眉哭脸，我们大多数的心境虽然不是郁郁寡欢，却是委屈苟安的。
我们不轻于谈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谈，第二天我才发觉我们这一队的伊凡·西蒙年科中尉是位党员。他说，在战前曾在乌克兰共产党（布）沃伦省委会当过指导员。我提起了一些大家熟识的朋友，描述了一番他们的外表和姿态。我们的关系渐渐变得越来越随便起来，顾虑也没有了。原来西蒙年科也是切尔尼多夫省人，是到马洛·捷维察区去看母亲的。这真是件巧事！我到省支队去正要通过这区。我们俩很高兴，互相紧紧地握了握手，把雅可夫·祖谢尔门叫了过来，三个人一起决定当夜便动身到切尔尼多夫省去。
我们三个人起先沿着波尔塔瓦公路，后来在切尔尼多伏省的公路上缓缓走了八天。如果我把这几天的流浪生活记述下来，大概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中篇小说。我的两个伙伴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雅可伏在我们中间年纪最轻，只有二十六岁。
我对他说：“雅可夫，不要到尼真去吧。不错，妻子呀，儿女呀，全都在那里，但是单凭你一个人，能给她们做些什么呢？德寇会逮捕你，把你拖到盖世太保那里去。你分明是犹太人。和我们在一起吧，将来一起打游击。要是你一家人都被杀了，至少也好替她们报仇。”
他回答说：“我懂得，您也许是对的：我在尼真没有什么事好做。可是我的心在燃烧，我不但要去看看母亲、而且要看看妻子、看看我的小妹妹，而最要紧的，是去看看我的小儿子。他那么点儿年纪，只有四岁，可是已经给我写过一封信：‘爸爸，华娃乖孩子。’现在我还活着，而且和她们离得很近，我怎么能不去呢？请您放我去吧！”
他说“放走”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他的长官，我怎能扣留他。可是要是我坚持要他跟我们一起走，把自己当作团体的一分子，他是可能屈服的。但是我不愿意坚持。小伙子一心一意想上尼真去，十分想念家人和故乡。很明显的，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家人和故乡更可贵的了。“尽管我以后会送掉性命，尽管他们会折磨我，可是我有去的机会，我怎能不去呢？”
西蒙年科比我更了解祖谢尔门。他本人也一心一意想到母亲那里去。他已毅然决定，不留在德寇占领下的后方，一定要越过前线去。他到后方去只是为了要“宽宽老太太的心”。
现在我们三个萍水相逢的同志，三个苏维埃人，白天睡在麦杆垛或是干草堆里，天一黑，马上就上路。
我们在刚被德寇侵占的乌克兰土地上前进。
即使在村道上，我们也偶然遇到德寇的指路牌：钉在电线杆上的箭头。如果附近没有人，我们便把它敲下来弄成碎快，乱扔在田野里。
有一回傍晚时分，我们在一条相当宽阔的、用筑路机压得很平实的大路上慢慢地前进。天气很暖和，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就象散步一般慢慢地走着。在公路两旁，延伸着茂密的矮树，红色和黄色的树叶掩盖着大地。远处是一些农庄的发白的斑点；农舍的四周是些赤条条的枝桠粗壮的白杨和果树。
四周是静悄悄的，我们呼吸很舒畅，食欲很强；认为只要走到附近的村落或农庄，就会有主妇做甜菜汤给我们吃……
不错，多么奇怪，在敌人的后方，竟会有这样的和平风光。
这确实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大自然。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完全未经战争的地区，战争在这里没有留下自己的污迹。
我们沿着这条灌木间夹着幼树镶边的公路走了至少一个半钟点。我们难得讲话，三个人全是同样的心情。
沿公路两侧有一条条的浅水道——小水沟。水沟上方垂着灌木的桠枝。桠枝上的叶子很少，所以我们三个人同时发现水沟里躺着一个人。这是个红军战士的试题，我们以前见过很多尸体，但是在这里，在这宁静和平的地方……我们想找些证件，好知道死的是什么人，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的军装上衣的口袋都没有扣上，几个裤袋也都从里面翻了出来；死者是被人从后脑打死的。
再走上二十来步光景，我们又看到一具尸体，也是在水沟里，而且枪弹也是打在后脑勺上。我们加快了脚步，对刚才看到的一切只字不提，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我们和平的心情已经完全消失，马上感到倦得要命。
不多时，雅可夫捡起了一包德寇的氢素丸。他打开了包儿，闻了闻，正要扔掉，这时，西蒙年科打趣地说了：“慢着，雅可夫，这包药片对你有用呢。你要是把它丢在水洼里，喝了就不会损害健康。”
雅可夫生气了：“你以为我吝惜健康吗？”他恶狠狠地把纸包扔进了矮树从。
再走了大约二十步，西蒙年科拾起了一只汤匙，一看是德国货，就扔掉了。接着我们又看见地上抛着一粒金属钮扣，上面有只鹰在闪着亮光。
“弟兄们，”我说，“好象有些德国鬼子在这里脱过衣服。”
我们又走了五十步模样，看见坟墩上竖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上面顶着一只德国式钢盔，这真是最叫人痛快不过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说，那些掩埋的人总在这里附近……但是公路一直向远方伸展开去，路上渺无人迹。
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平坦的大道，向矮树从的深处前进，走不了几分钟，就听到一阵沙沙声和呻吟声。
一个穿着褪色的红军制服的年青人，用两只血淋淋的手抓住矮树，使劲想跪起来。西蒙年科跑到他跟前，托住腋下，想去帮助他以下，小伙子却大叫一声，用力挣开身子，向后倒了下去，躺在那里继续叫喊。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大概已经人事不知。他的头发、胸口和手臂全都染满了鲜血，右脸被打得颚骨也露出来了。
西蒙年科把军用水壶凑上了红军战士的嘴唇。水满出来了，但毕竟有几滴流进他嘴里，伤兵咽了一口。
他继续叫喊，可是声音没有那么高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有悟性的表情，一面喘息，一面急急地低声说了些什么。
“妈妈，把厚呢海军上衣给我盖上！”我记得这句话，因为他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他的目光完全明亮起来。“弟兄们，我要死了！我的名字叫尼柯季莫夫……第六连的……倒，多倒给我一点，”现在他拼命地 着军用水壶。“救救谢列柯·尼柯季莫夫吧！”他喝得越来越急。西蒙年科拿手托着他的后脑勺，把他的头部从地上支起来。“放平！”伤兵命令道。“放平吧！我受不了啦！”
西蒙年科把红军战士的头部放在地上。祖谢尔门和我并排在那儿踏着步，交换着颜色。
“给我吃点儿东西。唉，我咽不下去，牙齿给坏蛋们敲掉了。弟兄们，告诉他们，谢列克·尼柯季莫夫是怎样做德国俘虏的……”
他说着，自己又把话打断了。叙述时而转成噫语。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他那断断续续的语句里了解，有一队连他自己在内的俘虏，已经被押解了四天而不给一点吃食。押送的伍长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打他们，而且在不久以前，还接连枪毙了他们队里两个掉队的人。当时尼柯季莫夫便拿一块石头砸碎了伍长的脑袋。
“我把他打倒以后，就用牙齿咬他。他们踢我，用枪托打我，把那个坏蛋从我手里抢走了……我还活着吗，啊，弟兄们？……我为什么还活着呢？”
然后他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用双手在地上支起身子，坐了起来。他咒骂我们，咒骂自己，咒骂每一个向德寇投降的人。自然，他把我们也当作俘虏看待了。突然间他开始在地上打滚；鲜血从他的喉咙里直喷出来。当他渐渐安静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完了。
我们本来应该埋葬他，但是没有掘墓用的家伙。我们想要知道些详细材料，以后向什么地方写信通知，他的家庭又在哪里？可是我们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着。
我们脱下帽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瞧瞧祖谢尔门，眼泪正从他脸上淌下来。
发觉我在看他，雅可夫两手掩着脸，踩着灌木枝儿跑到一边去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追上了我们。他的脸儿痉挛地颤动着，竭力装得镇静地说：“弟兄们，我太激动了。”
我们那时走过的各区，还没有真正地触及战争。
这里没有打过仗。
前线已经后退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德寇的卫戌部刚刚设立；‘盖世太保’和别的‘战胜者’还没有赶到。
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让我们坐上了马车，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
“你们瞧，风车的叶子直打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