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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主子’在早晨六点钟光景来了。他踢着门，并且用下流话辱骂。天已经亮了……爷爷把门开了，‘主子’却用手枪顶着爷爷的肚子。“你们假装睡觉。你们故意伪装是因为听到外面有枪声！”
也许，爷爷和奶奶的确是伪装的，而我可睡得挺香。‘主子’嚷道：“你是个小姑娘，到处爬得，去打听打听，街上为什么打枪！”爷爷说：“不，她不能去，库格里曼先生。”奶奶叫道：“我去，只要不触碰这个孩子！”这时候，在大概离我们很近的一条街上爆炸了一颗炮弹。我们全趴在地上，‘主子’也趴下了。两条狼狗一会儿就浑身弄脏了。这两条狗通常凶恶得很，可是现在象鳗鱼一样打着转，一面哀吠。很快地又爆炸了一颗炮弹，接着又是一颗。爷爷是第一个从地板上站起身来的。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脸上这样的欣喜。而‘主子’却躺在炉边的地板上，把鼻子伸在我和阿尼亚的被褥里。这时窗玻璃突然当啷一响。奶奶喊了一声：“躺下，老傻瓜！”爷爷就直接倒在‘主子’身上了。他们开始互相扭着滚来滚去，大叫大骂起来。爷爷向墙角扔了一件黑色的东西，叫道：“拿开，亲爱的阿尼亚！”原来是支手枪，是爷爷从‘主子’身边夺下来的。阿尼亚跳起来，到墙角去把手枪压住了。两条狗开始向她扑去，吠叫着；可是并不很厉害，因为她喂过它们。我从来没想到阿尼亚这样勇敢：她向一条狗开了枪。爷爷哑着嗓子说：“对这个混蛋也开上一枪！”‘主子’骑上了爷爷的身子，奶奶也跳起来殴打‘主子’的背脊。我自己不记得怎么会打到这种地步的：我用锅子打‘主子’的脑袋，一面哭着，而他更厉害地在窒死爷爷。这时阿尼亚把手枪顶住了德国人的脑袋。我尖声叫得非常可怕，奶奶也在喊，而且街上还在开着冲锋枪，我没有听到枪声，却看到‘主子’浑身是血，而爷爷却站起来了，脸上也有血，但甚至好像很愉快。阿尼亚把手枪扔在地板上，在水桶里浸湿了毛巾，动手给爷爷擦脸。他哈哈地笑着，奶奶说：“你怎么还能在这样的时候发笑啊？马上停止吧！”
顺便讲一下，那两条狗还没有全都死掉，爬到院子里去了，在那里哀吠尖叫。阿尼亚想去把它们都给结果了；可是爷爷没让她去。“等一等，也许子弹还有用处哩。”‘主子’还是在滴滴答答地流着血。
我们跑过院子，来到我们住房的地下室里，坐在那里议论：“难道是红军来了不成？”
奶奶比谁都更着急的是，‘主子’给打死了，现在德寇突然到这里来可怎么办。阿尼亚因为受了刺激，眼睛变得暗淡无光。“让他们进来吧，我这儿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呢！”后来听到打大门的噼啪声，有人闯进院子来了。很多的人声和脚步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阿尼亚第一个叫了起来，从地下室里跳出去了。我也跟着她跳了出去。随后是爷爷和奶奶。都是游击队员。爷爷扑过去和他们接吻，可是他们没有功夫接吻，只问：“有没有德寇？”爷爷把厨房门打开了，给他们看看‘主子’，然后指了指阿尼亚。游击队员们都拍拍阿尼亚的肩膀，同声夸奖着她。爷爷指着棚舍说：“这里有许多猪，十六头，同志们，拿去吧！”游击队员们敲落了棚舍上的锁，猪只都跑出来了。游击队员们说：“嗯，我们去了，你们暂时躲藏起来，战斗还没有结束呢。”但他们毕竟用冲锋打死了五头猪。后来其他的游击队员们跑来，把其中的四头装上了马车，另一头给了我们，其余的猪都跑掉了。
皮革工厂离我们不远，那里制成皮革就送到德国去。这座工厂在燃烧，火星飞进了我们的院子。后来学校附近有很猛烈的射击，接着是在监狱附近。这一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不想吃。阿尼亚要求放她和游击队一起去。奶奶哭了，要求她留下来。这时正好裹着几件军装大衣抬进来一个负伤的游击队员，是个年纪青青的男孩子。他们在喊：“赶快拿点儿水来把伤口洗一下，再拿些干净的破布来！”奶奶和阿尼亚开始给这男孩子裹伤。他恰好哼着惊醒过来，当他看见阿尼亚时，便咬紧牙齿不再哼了。后来就给抬走了。我已经写到爷爷上过街，和游击队员们谈过话，并且收到了礼品——面粉、肥皂、火柴，还有一瓶甜酒。我们全都喝了一些，甚至让我也喝了一口。
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看到我记得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把战斗的一般情形都给写写。阿尼亚没有参加游击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她真是遗憾得很。
现在我照您请求的再写一下游击队走后的情形吧。
我们没有立刻就知道这件事。当外面平静以后，我们听到没有枪声，最初甚至很高兴。爷爷一步当先，随后是我跟阿尼亚和奶奶都到屋子里去了。在这段时期里，‘主子’几乎一直不让我们到那里去，但这是我们的屋子啊。天色已经黑了，爷爷就动手点灯，可是他的手直哆嗦，把灯罩给打碎了。看到桌子上放着两支蜡烛和一些零散的地图，他就把蜡烛点上了。爷爷突然呻吟起来（我甚至害怕起来了），并且把一些东西乱扔一阵，一面跺脚，一面咆哮，把桌子上的德国餐具抛得一地。奶奶面无人色地站在那里。“天哪，你怎么完全傻了，米沙！”可是他跑到床跟前，把床上的绣花被单扯下来，也扔在地板上，还用脚踩着把它撕坏。我也想打碎一些东西。桌子上还留下一只烟灰罐，这纯粹是德国制的：样子象厕所里的瓦罐，罐里面也是用磁土做的。爷爷喊道：“你抓住这件东西干么，马上扔掉，亲爱的塔尼亚！”我很高兴的把这件东西给打碎了。爷爷还胡闹了好一阵，把皮箱里的衬衣也都扔在地板上。奶奶抓住了一幅桌布：“不给你！他们把我们抢光了，也给我们留点儿东西下来！”爷爷突然想起来了：“阿尼亚在哪儿？”这时才发现阿尼亚在院子里给狼狗裹伤。其中的一头是活生生的。
然后我们象早先德寇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一样，用那张桌子吃晚饭。只是在这以前，我们在‘主子’那里找到的一切罐头食品、脂油、咖啡，都埋在早先用来养猪的棚胜的粪堆下面。奶奶突然说：“哪怕是一天，也是我们的！”
一位女邻居跑来了。“你们去看看，我的屋子里多么惨！”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她那里住过德寇的中尉——职业介绍所的所长。我们都知道他每夜到监狱里去，爱在那里进行拷问。女邻居柳巴维·尼基吉奇娜说，她也象我们一样决定到自己的屋子里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是沙发旁边有一滩血。她一下子没有明白，往沙发底下一瞧，这位中尉就躺在那里，脑袋边放着拿手枪的手，原来是自杀了。起先大概是躲在沙发下面的，后来嚇得爬不出来便自杀了。
不管怎样，我们象老爷一样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了。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忍受了不少苦难，却全都酣睡到早晨才醒。
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原谅，这封信写得太长了，虽然您自己请我写得详细些。以后怎么样呢？当我们准确地打听到城里连一个游击队员也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呢？我那时还小，没有人同我商量，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当着我的面谈。但是我知道，我们街道上的居民们，以前——也就是说，到你们进攻的时候为止，从来没有这样为了要谈话而聚在一起。现在相遇时，彼此相看的目光也变得又坦白、又愉快了，夜里就到随便哪里的菜园子里去谈谈，或者打听打听前线的消息。离我们不远，住着一位从维捷勃斯卡来的前任民警科科长。他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爱人为了他而被打死了。这件事还是在维捷勃斯卡发生的。德寇去找他，可是他很好地躲过了。那时德寇就把他的爱人抓去打死了，他和孩子们脱身了，作难地走到了勃拉金。他在这里留了胡子；胡子完全白了，虽然他自己并不怎么老，他在德寇那里成了运水夫，而现在把三个孩子分给了其他的居民，自己剃光了胡子上游击队去了。
早先，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踪迹，就意味着被赶到德国去了，或者是被监禁了。现在不然了。奶奶说：“维克多尔·伊凡诺维奇是位看护长，不见影踪了。”爷爷立刻说：“投奔游击队去了。你记好我这句话，他一定在那里。”
在你们袭击以后，所有德寇机关里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走了，再也没有回去服务。许多人干脆就逃出了城市，各走各的；有些人成了游击队员。大家都理解现在不能为德寇服务了，只有最顽固的人才再和德寇混在一起。
还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前在城里发号施令的那些德寇，十分之九已被打死。死里逃生的就逃跑的莫兹尔、哥美里，甚至请求调到前线去了。而有家属的德寇呢，在你们袭击以后，就永远没有再来。德寇的妻子和儿女从我们整个边区撤回本国去了。
过去爷爷和奶奶要是跟某人谈到游击队员，说到他在当游击队员，总象有些可怜这个人。我那时虽然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例如，我也可怜我的表兄谢列扎·彼特罗夫，他是在勃拉金支队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象他们全体在冬夜里紧靠成一堆，坐在冻结了沼地的土丘上，彼此小声地交谈，而周围埋伏着德寇在看守他们。不，真的，我们为什么可怜游击队员呢？大概是因为德寇大胆地到处往来，都是身体胖胖、嘴脸红红、喜气洋洋的，而且睡在床上；睡前还用香皂洗脸呢。我们很少听见游击队员们打死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在四月十一日以后，比方说，我就为了我表兄当游击队而骄傲，在和小姑娘们谈话时，总要插进这件事。现在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