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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领导上还是决定我应该飞到后方去，到莫斯科去。
八月间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我们被包围了。我带着小孩一连三夜到飞机场去，巴利茨基也送了我们三夜。但是这几夜德寇总是包围着这个场子：我们的飞机无法着陆，不得不放弃到后方去的理想，只有突破包围圈才好。那时儿子已经三个月了，我们的司令员说：‘要爱护他，你要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多么了不起！才三个月他就会笑了！’
我们开始突围；手里搬运着伤员。我带着卫生袋，背着枪，抱着儿子。我没有什么喂儿子——胸膛里没有奶。我们那几天吃饭很成问题，已经把随身口粮也吃光了。巴利茨基冲进一座村子，弄到了一些牛奶渣和奶油……我吃了一些就发了奶水，喂饱了挨饿的儿子。他啼哭，而周围都是德寇。大家都哆嗦，害怕德寇听见。这时我就给他吃奶，只要不响就行。
早晨，巴利茨基起来说：‘儿子这一夜睡得多安静呀！’我说：‘是的，很安静。’
我一看：他多么苍白呀！听了听，他没了气了，肚子鼓着。我叫了起来，但我没有哭得象巴利茨基那么厉害。
那里有一棵高大的老橡树，巴利茨基拿了一把铁锹，在这棵橡树下面挖了个坟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埋好，用绿叶把坟墓围上……
我好像再也不能走远了，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马鲁霞好久没有做声。听众也不做声。巴利茨基从后面向她走去，把一双手按在她肩上。她把丈夫的手拿下，没有瞧他，也没有对他讲一句话。发现新来的女游击队员当中有几个人在擦眼泪，她说：
“姑娘们，我给你们讲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要你们哭。当然，有时候由于抱怨和绝望可能嚎啕大哭，可是我认为自己的眼泪最好是不给人家看到，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虽然如此，我也不是经常能够忍得住的。
当时形成的环境是严重的，甚至严重到必须抛弃伤员：带着他们就逃脱不了德寇。但是必须开动，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在这个对支队说来是艰难的时刻，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召唤了我，命令我带一小队伤员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对我说：
‘我们将继续冲出去，而你呢，马露霞，你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应该保住并且治好咱们的伤员。他不久以前是这里的党区委书记。我们就把伤员托付给你们。’
‘那么我的丈夫呢，’我问，‘我的丈夫巴利茨基怎么办呢？他也留在这里吗？’
‘不，他将和我们一块儿冲出去。’
‘假如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去，那么我也跟他一起去！’
那时费多罗夫严厉地警告我：‘如果你不跟伤员留下来，我就要枪毙你！’
这时由于焦急不安和怜悯自己，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向游击队的宣誓、我是个共青团员——这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要枪毙自己的战斗姐妹的司令员。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如果您要枪毙我，还是我用手枪自杀好些。’
姑娘们，这样可以把自己毁了，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做。后来我还跑到自己的巴利茨基那里，投在他的怀里直流眼泪。他也有些焦急，骂起费多罗夫来了。但是他毕竟理智恢复得早些，想起了纪律。他劝我道：‘去吧，马露霞，证明一下！我们俩反正会得见面的。我相信这一点！’
我和他严肃地告别了，和费多罗夫也同样地告了别。费多罗夫没有和我握手，只望了望我的眼睛，可是我扭过头去，认为他十分委屈了我。
现在，你们听着，我明白了什么。每一个人，游击队员也一样，都可能受委屈的。姑娘们，焦急也好，委屈也好，只是这反正一样不应该危害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不好好地裹扎伤口，洗涤伤口；决不能在负伤同志的面前放肆起来，他是在等着你起死回生。精神上的勇敢在这种场合也许比在战斗中更重要。要克服自己，假如你感到不能忍受的话，藏到树木繁密的森林里去，在一棵树的背后耽上两分钟，然后带着微笑回到伤员身边去。就是因为这个，女卫生员才会获得勋章。
这样我就同伊凡·费多罗维奇的那个组走了，以便把两名重伤员送到谢明诺夫卡村去，他当过那里的党区委书记。任务是：把伤员们安置在村庄里的自己人家里；安置好以后，赶上队伍，但事实上没有办到。
我们在夜里推进，用担架把伤员抬在肩上。我们全组有十一个人，其中有轻伤员，也有病员；还有三个孕妇和一个带婴儿的。这些妇女，都是我们在前几天走过被扫荡队毁灭了的村庄时加入队伍的。在那里，扫荡队见人就杀，妇女和小孩子在一块儿被枪毙。这三个逃出了虎口。费多罗夫本来想把她们用飞机送到后方去，但那时没有反击。现在我们的小组应该把她们藏在自己人家里。第四个妇女的手上抱着五个月的婴儿。她的丈夫是游击队的向导员，是当地人，在德寇手里牺牲了。她也不能留在原地。
你们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的环境啊。我在两星期前才把自己的孩子埋葬了，而这件事使我回忆到，我常常躲在树背后哭。小孩啼哭会暴露我们。此外，还有疲倦。我们大家倦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睡得着。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露霞，这是一把耙，你躺上吧。’我也会躺在耙上睡着的。
姑娘们，你们可能这样想：‘她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惊心动魄和艰难困苦的事儿，在嚇唬我们吗？最好使我们回家，到妈妈、爸爸那里去。德寇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打死。如果被送到德国去的话，从那里可以知道——那里也是人，不管怎样，我们是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的。’
不，我讲给你们听，就同讲给亲爱的苏联姐妹们、战友们一样。我不是在诉苦，而是说：‘人能够克服而且应该克服的什么，假如他效忠于苏维埃政权、效忠于党！这是当着最野蛮的法西斯的嘴脸为自由而作的斗争。这不仅是在开枪的斗争中的斗争，这也是以后当扫荡队用饥寒与森林的潮气来折磨我们时的斗争。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个准备。也许死还比较容易些，当把你在群众面前带上绞架时，在那里可以表现得悲壮而且骄傲。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会坚持得住，我也同样坚持得住的。不过在这以前，应该为生命、而且不仅为自己的生命，为正在黑夜中冒着倾盆大雨、痛得在哼叫的咱们伤员同志们的生命而坚持斗争。
有两名受了重伤的是安德列·古拉克和谢尔盖·波马兹。我们把他们送到游击队员的一个兄弟住的农庄里。已经和他说妥，由他留下一名伤员。我们的伙伴们连夜去找他，说是我们来到了，伤员在森林里，可能过一小时就会给送到。而他回答说：‘你们要知道，红军正在节节后退。当红军还没有开始进攻以前，我不想帮助你们布尔什维克。’
‘你为什么早先答应了呢？’
‘老实说，我原以为红军比较强大。’
原来，他已在德寇那里干管理员的工作，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他们了。
我们企图第二次安置伤员。勃列什涅有个游击队员斯捷潘·斯坦琴科的家属。他女儿普罗尼亚在我的队伍里，另一个女儿托霞是个教员，暂时还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侦察员——两名游击队员到村子里去了。老头儿对他们说：‘我同意留下一名伤员。明天托霞去把耙集干草，带些面包还有一点别的东西，要在你们那里一直逗留到黄昏，然后你们同她一起来吧，把伤员带来。’
托霞来了，在手提包里带来了一些吃的，并且说，德寇在两小时前到了勃列什涅——有一个多个扫荡队员。我们侦察了一下，果真是这样。只得留在森林里，给自己挖地下室了。
斯坦琴科老头把砖头和粘土送来给我们造了个炉灶。然后送来了面粉，把一些怀孕的带去，安置在各个人家。托霞和斯坦琴科老头把那个带着婴儿的妇女领到距离十五公里的另一个村子里去了。后来斯坦琴科突然失踪，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来。有消息说，老头儿们给德寇抓住，送到诺夫哥罗德－斯维尔斯克去了。他们俩在监狱里被拷打，受不住刑，都死掉了。托霞从德寇那里逃跑了，在另一个村子里住了些时候，过了十来天，她跑到森林里来找我们，开始和我们一块儿打游击。
我们的地下室是在枞林深处，在树木最繁密的地方。谁都发现不了我们。我们总是在天色微明的清晨烧炉子。我在三点钟起来升火，然后准备给伤员们包扎伤口。有时象个流浪者一般到勃列什涅去讨一条旧床单或毛巾。人家给的时候也不加过问，大概知道我是谁。古拉克开始有些儿复原，真叫人高兴！这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而他可以说曾经是一具尸体：浑身——满脸、满胸、满背都烧伤了。后来我的古拉克就开始行动了，甚至还请求站岗。
而谢尔盖·波马兹的盘骨被打坏了，只能躺着。身体倒是健康的，可是站不起身来。我为他忍受一切，给他洗涤……我很害怕坏病，他自己也害怕——由于这种害怕，他吃不下饭，瘦了，睡觉时大说梦话，好不嚇人。白天还好，他有些精神。他的创伤五个多月没有养好。大概我们甚至在冷天也把他放在太阳光下照晒而生了效吧，当我看到创伤开始收口时，我的谢尔盖微微地笑了。他开始请求弄些肉吃。这就是说，他复元了。
我们到伪村长那里去偷了一头羊来宰了，把肝儿炒来吃。大家高兴极了：‘瞧，目前这几天里大家会吃得饱了。’我把羊肉挂在树枝上。伊凡·费多罗维奇说：‘今天你做个羊糕，烧些菜给弟兄们吃个饱吧。’
我拿羊肉去了，走到跟前，只悬挂着一些骨头，完全给喜鹊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