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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竭力设法让党的区委和省委知道周围发展的情况。”
这个第一次的会议继续了好几小时。
查哈尔琴科的妻子一直坐在台阶上守望，不让人进来。她跟昨天一样，不断地擦着淌下来的眼泪，而同时又不断地磕着葵花子。她丈夫向她贡献意见：“你嗑嗑葵花子吧，不过态度要自然。”
小学教师的子女——一个一岁，一个两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小的一个吵闹的时候，我就把他抱在手里摇摇，一边继续开会。查哈尔琴科手里不得闲，在忙着记录。
吃过晚饭，已是薄暮时分，西蒙年科和我准备动身了。查哈尔琴科的妻子把馅饼尽往我们的口袋里塞。告别时，她又哭了。
查哈尔琴科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说：“费多罗夫同志，您别介意她的眼泪。就是我自己也是好久才习惯的。”
“当心，你别淹死在老婆的泪海里呀。”
“不，现在我已经淹不死了。现在没有时间……不过我不知道该把学校怎么办。我决定听从您的劝告，从这里搬走。但有人说，德寇已‘准许’初级小学存在。我觉得对不住孩子们。
我怎么回答呢？这时候，很多问题还没有好好地考虑过。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德寇‘准许’有学校，这一定不会是苏维埃的学校。
“不管我们对孩子们怎样抱憾，但今天冬天，他们只能不上学了。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去学习法西斯的纲领！”
从古尔宾塞来的三个地下工作者送我们到邻近的苏基林塞村去。
我们得走二十公里才能越过田野。同志们送西蒙年科和我到半路。
天正下着恼人的细雨，脚上黏满了烂泥，但是我伸清气爽地向前走，一面把我们的一些计划告诉同志们：“切尔尼多夫省将要有一个游击师。地下工作者的任务是：准备人员，有思想原则地就地武装他们，发动他们起来斗争。”
在分别时，我们互相握了手。大家的手掌都是湿湿的，烂泥在脚底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谈话被风吹走了，我们不得不再说一遍。草原上的秋天是叫人发愁的，特别是在这个潮湿和多风的时节。在这样的天气，你坐在家里，最好升起炉子，尽情地喝喝热茶……
“好，同志们，我们告别吧。我希望这不是永别！”
我刚刚说了这句话，地平线上便火光一闪，又是一闪。我们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不久，五辆德寇的卡车，头灯照耀着大路，从我们身边疾驶过去了。
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把泥浆溅得老远。德国兵站在车厢里高声嚷叫着一支军歌……
我们被迫跑到一边田野里去，紧贴着潮湿的土地。我把手枪准备好，放下保险……啊，我多么想开枪呵！
古尔宾塞的地下工作者们走了。又剩下我和伊凡·西蒙年科两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走了已经有三个星期。我们这两个苏维埃人、两个党务工作者，一路蹒跚地前进，躲过了德寇的子弹和叛徒的眼睛。但是在我们之间还没有真正的友谊。
年代会过去，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蒙年科。万一能遇到——我一定会很高兴；要是知道他出了差错——我会很伤心。
我们分吃着每一片面包，有时还是最后的一片。时常我坐在某处麦杆堆后面避风，伊凡去寻找吃食。我的外貌不宜干这种事情。西蒙年科最象一个普通的士兵。大家大抵同情他，对我却总是瞧个没完。可能是善意的，但是过分注意罢了。他从来不因为我不去而非难我。
那么我和西蒙年科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呢？我叫他跟我一起走。我想把他造就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他虽然没有拒绝，却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一声：“我去。”他没有和我争论过，但我看得出：他不相信地下抵抗的力量。他说：“我要和母亲见个面，然后回到前方去。”
可是他是个极好的同志。
我们常在干草堆下躺下来，一同凝视着晓雾，一根烟卷两人轮着抽。
但是，进了切尔尼多夫省，我们便不再睡在干草堆里了。我们不久就到了苏纪林塞，找到了象在伊格纳托夫卡村找到的那样的藏身处。
我们敲敲最先看到的农舍，一个大娘开了门，我们自称是战俘，说是从俘虏队里溜出来，躲在干草堆里的……
那时候，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来捏造长篇的经历。后来我懂得了：“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虽然听着我们讲，却并不十分相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知道人们已经猜到我是什么人，那一定要大吃一惊。但是现在我认为要是那样反而好。他们猜到，甚至明明知道，然而并不出卖我……实际上，他们认不出我那才怪呢。我曾在这些区里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还在这里演讲过几次。我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这里来过不止一次。
我在苏基林塞找到了前伐尔瓦区国民教育科科长。通过他，我对党的地下区委书记传达了各项指示。
我们在村子里逗留了一昼夜，晚上便动身了。这一夜天气难得的好。明月当空，连一丝风儿也没有。在这几昼夜里，我们的衣服稍微干了一些，我们虽然睡眠不足，精神却很好。这里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已经不远了。
西蒙年科提议抄近路。我认为这里靠近家乡，他决不会迷路的。然而我们却迷失了。西蒙年科把这件事完全归罪于月亮：说什么在月亮的反光线下，物体具有另一种轮廓。
一条灌满了水的、宽阔的反坦克沟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绕着这条水沟走了好久。总之，我们兜了一个圈子，花费了三小时功夫……
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树林，出乎我们意料，远处出现了篝火的夺目的亮光。在这种时候，还有谁在草原上生篝火啊？
我们走得再近一些，辨别出篝火边有一个孤独的人影儿正在窜来窜去。西蒙年科的眼力比我好，又看见离篝火不远的地方，有一头非驴非马的东西。
西蒙年科说：“我悄悄走过去瞧以下，假如他是本地人，也许会给我们指点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去的路。”
他弯着身子向前跑了不多路，就回过头来向我招手。我们不再隐藏，一块儿走近篝火。
一个高个子老头儿，骨瘦如柴，胡须乱蓬蓬的，穿着一条紧紧的裤子、一双老式的高统靴和一件城市式样的长大衣，正在把一束束的野草和满天星往火里抛。他架着夹鼻眼睛，蓬着头，没有戴帽子。他全神贯注地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马上发觉我们。等他发觉了，只是把夹鼻眼睛对我们这面看了一下，也没有还个礼，便转过身去了。我和西蒙年科互相使了个颜色，拿一个手指儿碰了碰前额。
离篝火大约三十步的地方，有一头形销骨立的母牛，正在细嚼很少的青草。
草原上用草来烧篝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虽说它产生一阵光亮和热焰，野草却很快便烧尽了。你在它旁边一分钟也不能安静：因为你要继续不断地加新草。但是我们还是坐了下来，对噢火伸出湿透了的脚。
老头儿把整束新的野草扔进火里，瞧也不瞧我们，咕哝着说：“现代的教育！”
我们没有说什么。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每一个规规矩矩的流浪者都懂得，只有在自己带草的条件下，才可以享受陌生人的篝火。公民们，你们是从树林里来的。向我的篝火走来，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毫无疑问是这样！所以你们就应该带些火来。你们读过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没有？我想你们一定会说是读过的，因为你们的面孔看来是够聪明的。那么假如你们读过——就应该知道流浪者的道德了。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上哪里去？”
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正在偷偷设法回乡的战俘。
老头儿说：“扯谎！但是，那毕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认为必须隐瞒真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准许对我保密。”他说了这几句话，便从我们面前转过身去，什么也不再说了。
我们收集了一些乱草和干树枝。可是这些并没有使老头儿发生好感。我们问起目下在什么地方时，他甚至睬也不睬。
过了一会，他把母牛向篝火边牵近一些，用脚把一个木栓踏进地里，把母牛拴在木栓上。接着他在吹不着风的、给野火烤干了的那一边的地上，摊开他那长长的旧大衣，把自己裹在里面。他已经躺下了，还咕哝说：“公民们，守着，别让我烧着啊。”
火烤得我们浑身无力，疲倦不堪。我记不得是谁先睡着的。我们坐在那里用膝盖抵着肚子睡着了。
一阵尖锐的嗡嗡声惊醒了我。我跳了起来。篝火熄灭了，但地上亮光光的，月亮还没有下去呢。德寇的重轰炸机群低低地飞过上空，发出一阵阵讨厌的咆哮声。
老头儿仰脸朝天，摇晃着一个拳头，用德国话大骂飞行员：该死的东西！——还有些别的话……
他在田野里跑来跑去，疯狂地挥动着两条瘦瘦的胳膊，那种样子，好象马上要腾空去追捕飞机似的。
老头儿一看见我，就叫：“你们听着！射击，射击呀！有一道命令，叫用一切类型的武器射击敌机！射击呀，去你的吧！！！”
当机群消失不见时，老头儿才双手掩着脸，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有什么事让我们代劳吗？”西蒙年科同情地问。
“别打扰我！”老头儿回答说。接着他又比较温和地说：“不用关心我。你们不能帮助我。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别人。我现在是个流浪汉——再没有别的。”
好，我们就走得远一些，让他安静一下。我们回头望了两次。那头母牛仍旧躺在灰堆边；有胡须的老头儿跟它坐在一起。西蒙年科发觉他的肩膀直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