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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校走出帐篷的时候，我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可是时间证明了他来到游击队并非胸怀鬼胎，别有用心。他忠心耿耿地工作，还在战斗中受过伤。
上校离去以后，我们跟别格马和我的同姓人又回到能不能够和应不应该在“别人的”游击队的领土上进行活动的问题上来了。我们摊开了地图，原来我们的弟兄们的确钻进了罗文斯克省。他们埋设了两个地雷，炸翻了两列军车……
“这有什么关系呀，难道这样不好吗？”我问。“依我看来，就是不好的话，也只是对侵略者来说，是不是这样呢？当时在那里并没有你们的敷雷手呀！”
“我们已打算派他们去。你们赶在我们的先头了。”
“这么说，可见原来是我们帮了你们的忙！”
不管怎样，我们同别格马、基齐亚、罗文斯克的费多罗夫，想同麦德维捷夫一样，没有失去交情，过了三个月，我们以共同的力量，粉碎了来打我们的侵略者的扫荡队。
在回洛勃诺耶的途中，走在先头的弟兄们在小路上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扶着另一个。
“站住！”弟兄们向他们喊了一声。他们俩向一边奔进了森林。他们被追上了。可是，知道了我们是游击队员以后，他们自己就回来了。
原来，其中的一位是我们的侦察员华西里·特罗菲莫夫，我们以为他牺牲已有两个星期了。而另一个呢……这倒是很古怪的人。我们在森林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你且想想看：他穿的是方格子的淡蓝色上装，灰色的马裤，鲜红色的皮鞋，袜子花花绿绿——完全跟杂技团的演员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人脸上长满了灰色的鬃毛似的胡子，他的眼睛表示着忧愁、绝望、饥饿和恐惧。漂亮的衣服已经揉得很皱，皮鞋上有些地方的颜色给露水洗掉了。他的外表是可怜的，并且不能使人相信……
“你从哪里来的，特罗菲莫夫？我们早已把你埋葬了。”接着我们把他带到一边。“这是什么人？‘舌头’呢，还是新来的游击队员？”
特罗菲莫夫给我们讲了一件很出色的事情。在引用他的故事以前，我想先讲几句关于特罗菲莫夫本人的话。
这名游击队员年纪三十七、八，是个很有自制力、很守纪律的人；但是喝多了酒就不成了。这时一种对独立自主的行动的渴望便激动了他。他一定想要捉‘舌头’，即使谁也没有命令他这么做；或者在德寇的巡逻队的面前悄悄地溜过，如果估计到他的身高不低于一百八十公分，肩宽可以和结实的餐橱相比，那这样做是完全不容易的。直到现在，他单独的出击都是顺利地完成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幸运，倒不如说是因为华西里过去在加里宁省的什么地方当过森林巡察员，很熟悉森林，善于发觉破坏者的踪迹。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华西里带着一小组人给派到柳博姆里去。在那里完成了任务以后，他不能自制地在一个陌生的卖私酒的人家喝了点儿土烧酒，在归途中掉了队。我们从跟他去侦察的伙伴们那里打听到，他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是喊声，跑去抢救已经迟了。他们认定这个小伙子当场牺牲了……但是现在我们遇见了他：很瘦，一脸胡子，浑身是青伤痕……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华西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给了他的同路人一点东西吃，暂时以被捕者的地位把他押在一边。
华西里吃过东西，开始讲了：
“……你们问他是‘舌头’呢还是同路人，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吗？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一方面，是他救了我的性命。这是事实。这件事我应该向他道谢。的确是这样。而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害死了我。不，他想要害死我，叫伪警来帮忙……我不谈以前是怎么回事，我还应该对我的过失负责呢，这是单独的一方面……噢，这样我就掉进魔爪里去了。伪警打了我一两个钟头，累了，就把我推进一间什么房子里。
嗯，这样，我们就坐在那里。说是监狱，却又不是监狱，不过是一间储藏马铃薯的地窖。水顺着墙壁流下来，只有微微一点儿亮光。小窗户上用耙代替了铁栅。我的案件是显而易见的：不是枪毙就是绞死——只能在这里面挑选，而且还不由我去挑选。我的脸因为和伪警的预先的谈话而受了折磨，还因为喝了酒，脑袋里响得好似碎石机。不好！只有一点使我高兴，那些伪警也受到了一点儿损害。
他们为什么不立刻结果我呢？很清楚，这里是伪警察局，他们独断独行是有顾虑的。而德寇的有文化的预审人到区里去了，很快就要回来。据伪警解释，他还有个机关，将按科学原则来处理我的案子。总而言之：是‘自然疗养法’！我没有什么可干，就躺在那里自己琢磨，在这种情况下，手脚暂时帮不了忙，只好动动脑筋了。我值得回忆一下怎样生活、怎样打仗、怎样愚蠢地陷入困境。我并不宽恕自己：不管怎样，如果你是个侦察员，就应该有勇气正确地了解猛烈的饮料，并且坚持精确的定额，而不是碰运气。有些好人就是这样送命的！
我这样仰躺着，用手指儿撑开肿起的眼皮来估计一下环境。在我旁边，还有两个人象虾儿一样在麦秸上爬来爬去，沙沙作响。是黄昏时分了。小窗子透进来的光线不够充足，根本不可能看清楚面容。这两个人在呻吟，无言地在受苦。不待说，他们也在上面挨了巴掌。但是应该谨慎地和他们谈谈。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另有使命在这儿的，这难道不可能吗？索洛伊德同志给我们解释过，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如果落进了魔爪，就应该防备。
早晨醒来一看，果然，有一个已经不见了，而另一个，就是这个家伙，正喘着气，盘着瘦瘦的膝头坐在那儿，朝小窗户那边点着头，画着十字。当然，我尊重信教的心情，因此也不去打搅他。当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从宗教的讲话到通常的呻吟和抱怨命运时，我就问他了。他用看不起人的声调来回答，说是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在等死。的确，这时他咳嗽起来了，浑身抽搐。一幕苦痛的情景。
这时，门打开了，伪警递给我们一人一杯水，一人一块面包。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块面包算是什么？一百公分。而这种面包译成俄语就是泥土，这里面为了开玩笑和作幌子，揉了点儿麸皮和燕麦。我的邻居拿到后说了声谢谢，并且有礼貌地问伪警说，今天是不是礼拜日？但那个家伙没有做声，粗鲁地随手把门砰的关上了。
我插进去了，说今天不是礼拜日，是礼拜五。但他没有听。他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阵，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面包，自己的和我的一份都吞下了。他诉苦地瞧着我，大概在想，我会打他。当时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放了很久的荤油，我的应急粮来请他吃。“你不会嫌恶吧？”在搜查以后，这块荤油怎么留下来的呢？大概伪警在这块荤油上没有看出什么游击队的东西吧。但留下来了，这是事实。
他吃了一部分荤油，几乎没有嚼，简直在享乐。而另一部分放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是美术家康斯特罗·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奇。”（我以前认为他是波兰人，从他的姓上看不见来。但是说话完全是俄语，不比我们支队里的一些讲师说得坏。）他问道：“你为什么事被牵连的呢？”
反正掩饰也没有意思，我给他说明了，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没有说我是从游击队里来的，只说，我是从德寇俘虏营里和几个人一起逃出来的：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其余的同志都逃跑了，而我落到这样的命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对礼拜日感到兴趣？他回答说，礼拜日有汤喝。“这么说，您在这里已经好久了吗？”他答道，将近一个月了，但是当德国的预审人回来的时候，这种不痛快的事应该会解决的。这一点甚至使我起了反感。原来他对德寇还存着希望呢。
后来我们更沉默了，但是过了三天，开始明白彼此地方是不必要的。只有当伪警每天送两回面包来的时候，应该格外地方他，也就是说提防这个小伙子。这时这位卡济米尔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怎的总以为我会把他头一次狼吞虎咽吃掉的那一份要回来。最近，我肚子也饿瘪了。我毕竟吃惯了游击队的伙食：不管是稀饭还是鲜鱼——总是游击队的吃食。你们记得，即使我们捱饿，也是各有不同的。我们这里大家都在一起，歌唱救了我们，而且总有些什么活儿干。而在那种条件下想什么呢：只有想过去的生活，想未来的死亡，或者是想饮食。这样我好象成了神经病：我和卡济米尔在记忆里回味着各式各样的菜。例如，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要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该多好，而我回答说，我母亲做的馅饼不坏，一普特面粉可以做十六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方面竞赛。
卡济米尔毕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被捕。这个故事使我很惊奇，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美术家，他是具有天才的。战前他用粘土做了形形色色的美丽的塑像。他没有工资收入，要是给公园或坟墓做定货就有。他首先用粘土做好，然后由工人们做成模子来铸造。生活还是不太坏，能够养家活口。他以前住在尔沃夫，在食品涨价的时候，决定迁移到科维里。苏维埃政权虽然承认他是劳动知识分子，可是依我看来，他应该算是手工业者。他接到了定货，拿到了预支费就工作。这时德国人打来了，军队占领了科维里，任何正常生活都没有了。这个卡济米尔说，他从前就仇视法西斯分子，而现在收入完全没有了。他旁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自己连炉子都不会生。他的妻子更不成：没有仆人就寸步难行。据他对我说，他的仇恨是一言难尽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塑像很多，但没有人买，做新的就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