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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爆破干部。克拉夫琴科、他的政委纳克斯、参谋长拉祖莫夫，他的好朋友——老资格爆破手邦达连科不得不自己去训练敷雷手。没有多久，我们这里又组成了好几个支队、大队和工作队，他们全都是自行训练爆破手。
省委会和指挥部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运用我们刚刚得到的、带有电表装置的新式定时地雷。从前爆破手在机车已经碰上地雷时才拉着导火线。敷雷手和所有帮助他的人、所有保护他的人，爆炸时都必须在场，直到军车出了轨以后才撤退。可是定时地雷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埋设，甚至在几天以前都可以。夜里埋设的地雷，在游击队规定的行动期限一到，不论日夜，全会爆炸。只要把地雷埋好，使巡道兵、德寇的工兵、特别训练的军用犬——谁也发现不出就行。
后来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一个设计师们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把地雷做成取不出来的。即使敌人的工兵找到了它，也无法把地雷取出，或者使他无能为害；只能使它爆炸，而这便意味着要把某段路线破坏。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游击队爆破手们提出了一百二十条建议，并且以集体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种装置很完善的、取不出来的暗钮：从柏林派来的卓越的专家们，由于企图揭破它的秘密而常常丢了性命。
在我们活动的整个时期中，游击队员们从来还没有那么在意过技术，那么注意过发明各式各样的敷雷方法。
由于同游击队的技术作斗争，德军司令部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铁路公司的代表们、有工兵－工程师们、也有破坏工作者兼侦察员们。从一九四三年七月中旬开始，每星期都出现对我们的地雷作斗争的某种组织上或者技术上的新制度。
在我们刚开始埋设定时地雷的初期，护路队以为爆炸是用通常的方法来进行的，就是说用导火线、撞针或者压力作用的装置的地雷。
在卢科夫与柳勃利诺之间的铁道区段上，游击队员们埋了七颗爆炸时间不同的新型地雷。过了两天，第一列军车出轨翻毁了。德寇把看守人都给枪毙了，并且加强了由波兰人组成的警卫队。第二列火车被炸毁了，德寇撤去了当地的护路队，派了自己的兵士。又有两列火车被炸毁了，又给原有的兵士增加了一队党卫军。但是这种措施也无济于事：又有一列火车出了轨。德寇还把这个区段完全用铁丝网围起来。翻车事故停止了。侵略者大吹大擂起来：他们给统帅部送去了一份郑重其事的报告。而事实上，问题是很简单的，这个区段上的地雷都已炸完。地雷开始在其他的区段上爆炸了。
铁道附近到处出现了严厉的告白：“禁地！违者枪决！”士兵们因为在禁区里抓到人，开始获得奖金和休假。
护路队每隔五公里建立了由这一条铁路到另一条铁路的转辙器。在路基旁边建了一个个土木碉堡，挖了一条条堑壕。占领者们开始在附近的村庄里收集狗，把它们拴在钉在路基上的木栓上。当军车驶近时，从未见过机车的乡下狗，都挣断了锁链，嚇得发狂了。有时侯，狼在夜里来袭击拴着的狗。这些狗几乎不断地在哀吠尖叫。
当铁路上出现了受过嗅炸药的训练的军用犬时，游击队员们就开始在通埋设地雷的进路上撒下一些鼻烟——揉碎了的黄花烟。但是黄花烟我们自己也不够抽的，不久我们找到了另一种方法来和这些军用犬作斗争：开始在远离埋设地雷的地方撒下和埋上极小的炸药块。军用犬从这边跑到那边，用爪子扒着什么也没有埋的路基。狂怒的士兵拿皮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良种狗。他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炸药是黄色的，它的小块儿在沙子里肉眼是看不见的。
德国的铁道工作人员在机车前面挂上一辆或者几辆装着石头或沙子的敞车。可是地雷不在敞车下面而在机车底下爆炸。为了这个成果，我们的同志们实行计算钢轨的弯曲度。敌人看到运送石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就把这个计谋放弃了，开始放出一列特别的压道车：机车或轨行摩托车和一节车厢，它后面拖着一些链条，在路基的沙土上留下了一条条小槽。这是为了使巡逻队在这种小槽上发现了中断以后就采取措施。但是，一则，这些链条的痕迹只能在干燥的、没有风的天气留下来（雨水把这种小槽冲掉了，风把它刮平了），再则，这种‘发明’给护路队带来了很多麻烦，游击队员们从左右两边把小槽挖开和填平了大约二十多处——试试在这儿分辨一下吧，地雷在哪里！
德寇又尝试用白粉染在铁路道渣的上层，但是这也无济于事：游击队员们储备了调好了染料的小桶子。
在靠近特罗扬诺夫卡车站的科维里－萨尔尼铁道线上，护路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黑夜开始时，在每三百公尺的路线上派定一个由当地居民中征用来的人。每一个人发给一根小铁棍，命令他们每十分钟敲一次路轨。如果这种敲轨人发现任何形迹可疑的人，就应该敲两下。其余的人也敲两下，于是这种加倍的敲轨声就会传到附近的护路队的确岗棚上。从那里立刻开出铁甲车，并且一起开来了警卫队。这时我们的爆破队指挥员奉命同时在四、五个地方悄悄地拿下几个敲轨人，又在两个解放了的区段里埋设地雷，在其他的区段里挖掘几个假坑，给敌人的巡逻队一些意外的礼品。
在我们拿下了四十个敲轨人，并且有几个巡逻队员在意外礼品上被炸死以后，敌人就放弃了这种护路的方法了。
在布列斯特－平斯克和布列斯特－科维里的铁道线上，护路队企图偷偷地顺着路基打埋伏。从前护路的连队顺着枕木徒步走来，在每一区段上分出一小队。口令喊得很响，我们照例知道所有的‘据点’。现在黄昏一到，就用火车分送着兵士，迫使他们在火车行进时成群结队地跳下。这样的小队，通常是十一、二个人，从几节车厢里一下子跳下，立刻就埋伏在灌木从里。但是侵略者没有估计到，士兵跳下火车就惊呆了，况且是在黑暗里，可能轻易地变成游击队的俘获物。我们的埋伏对跳车的德寇的埋伏给予有利的措施到这种地步，使有些爆破队给它吸引到有损于敷雷工作。事实上，抓住和解除几个护路队队员的武装完全是有利可图的事：每个人都有一支冲锋枪，至少也有步枪、手榴弹和子弹。我们的司令部已经准备下令防止过分迷惑于这样的行猎。但是德寇自己也懂得停止给我们运送大批的‘舌头’和武器。
我们的爆破手们的工作毕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我们的科维里战役的第二个月里，顺着铁道路基已经乱抛着大批翻倒的车厢和机车。正是在这些军车的残骸里，侵略者开始藏匿了一队队反游击队的护路队。
我们不容易在那里发现他们，就是发现了，把他们从那里打出来也不是简单事，特别是此后侵略者把铁道沿线的森林都砍倒，把灌木丛烧掉，并且建了许多炮楼：中间放着砂子的双层木板墙的高高的建筑物。在这种炮楼里装置了强有力的、光线能达几百公尺的探照灯，还装备着机枪和迫击炮……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最新的地雷技术，而且很少人会施用炸药，那些去从事爆破工作的人，大家都认为是一些不顾死活的小伙子。在那个时候，我们专用导火线和撞针的地雷来爆炸列车。敷雷手在已经看到火车时才埋设地雷，并且把地雷埋设得愈晚，胜利就越有保证。因为火车司机看到有人在轨道上，立刻就可以刹车。为了使刹车也无效，不得不让火车开得近些。
我们的爆破手们以得到不顾死活的小伙子的称号而自豪，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和毫发无损而志得意满。他们表示着独树一帜。那时我们这里的爆破手们都被派定在一个特别分队里。领导爆破战的人，都是些特别勇敢的人，就象巴利茨基、克拉夫琴科、阿尔托泽耶夫这些人。
我不知道现在的苏联英雄乔治·阿尔托泽耶夫哪怕在战争末期，有没有稍稍节制自己的鲁莽轻率，避免过分消耗炸药。他在小桥脚下一面放上一箱炸药，总共跑过去十来公尺就躺下，说是这样更安全。
“铁梁、栏杆、木板都从我上面飞过，甚至连沙子都落在我的那边。”
“卓拉，”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仰面躺下呢？按照指示应该伏着的呀。要是有什么东西偶然落在眼睛里，或是烫了你怎么办呢！”
“写在指示里的东西多着呢！可是我有兴趣瞧瞧。反正我的工作是这样！只有胆小鬼才不冒险！”
老实说，起初指挥部，连我也在内，对这样的鲁莽轻率都是视若无睹的。而且许多爆破手开始不仅在战斗的环境中拿鲁莽轻率来出风头。
在沃雷尼河上，我们绝对禁止在河里用爆炸筒摧残鱼类，违反者有受严厉处分的危险。但是在乌博尔齐河上，还是有游击队员常常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打鱼。他们用带着短短导火线的爆炸筒来摧残鱼类，大家还认为是最漂亮体面的。导火线很短，短得爆炸筒还没到水底就发生爆炸，而更出色是在水面上爆炸。
这种事情往往因爆炸筒在一个鲁莽轻率冒失鬼的手里爆炸，使他受了重伤而收场。
爆破手们还有其他方式的鲁莽轻率的事件。
有个男高音而且很讨人喜欢的分队指挥员斯列普科夫在追求年青的女炊事员波利亚。他用自己的嗓子引诱了她好多时候，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在好朋友中间自夸说，这天夜里他要钻进波利亚的帐篷里去了。那时，富有发明能力而机警灵巧的爆破手米沙·格拉佐克，便决定教训一下这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半夜两点钟光景，整个营地上的人都被距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发生的爆炸声所惊醒了。人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