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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惊奇的是中央委员会早已拟好了一个地下活动的整个组织计划。
“记住，”布尔密士特连科同志在分手时对我说：“我们必须挑选受过特别考验、勇敢、能自我牺牲的人，来担任地下的党务工作。您要向同志们说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危险，然后让他们考虑自己到底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气。要不，就别让他们去……您推荐谁去担任地下省委的书记？……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脸色是发白呢还是发红，我只记得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我请求留下来作地下工作，”我说。
布尔密斯特连科同志没有立刻就回答。他一面仔细地瞧着我，一面重复道：“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考虑过啦！”
“现在我不能给您以决定性的答复，”他说，“无论如何，你到切尔尼多夫以后，还要准备另一个候选人。我将把你的请求报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继续坚持，我说：另一个候选人又得派到基辅去受训，这就要耗费时间。我早已受过训练，有能力从事组织工作……
他打断了我的话：“回去吧，照我所嘱咐的去干。中央委员会决定以后，会用电话通知您的。”
几天之后，我已在切尔尼多夫，知道我的请求已得到满足：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推荐我做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的书记。
那时候我是否了解我将怎样做，有怎样的艰难工作在等待着我呢？我已经不算年轻了，而且好久不习惯做体力劳动。最近几年来，我连体育活动也没有参加。已经有十二年以上没有骑马啦！
从基辅回来的路上，我在汽车里开始考虑自己的决定。我只是考虑，但没有动摇。我觉得自己适合干地下工作，而且我做这项工作一定比做任何工作对党更有益。
我到了切尔尼多夫以后，召集了一次省委会议。我的关于组织地下活动的传达报告，对同志们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
建立地下组织！这句话听来就象是书本上的，不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这不是党史里的事吗！虽然我们这班人年纪已经不小，却是苏维埃培养大的，应该准备转入秘密状态里去。
当我问：“现在，同志们，你们谁表示赞成？”的时候，屋子里变得非常寂静，虽然窗户是关着的，我却能听到街上的谈话声。
第一个举手的是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奇。因为我们深知他是一个老惦着家庭的人。不论是在旅行中，或是在省委会，他一有机会定会谈起他的老婆、儿子、女儿、和前妻的儿子。省委第三书记波布特连科是一个卓越的党务工作直，为人很正直、很老师、能够掌握原则。后来他在地下活动中，特别是在游击落队里，表现得无比坚决，但有时显得勇而无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
别人也跟着波布特连科举起手来。省委会的全体委员都决定留在切尔尼多夫省。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任命了一个七人组织起来的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省委。
我们拟定了一些代理人，以防万一有人被捕，这样的可能也估计到了。然后我们分派了职务，讨论了初步的行动计划。
不久大家就习惯于新环境了。现在省里有两个党委会：公开的和地下的。后者的存在，除了党委会委员们以外，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共青团的地下省委也用同样的方法组成了。它是由巴依科和克拉辛两位同志领导的。
表面上我兼任了公开的和地下的省委书记，但实际上从那一天起，我差不多就把公开的党委的全部工作转交给同志们处理，而自己准备从事新的、无人知道的生活。
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我们省委委员们认真地准备。我们必须预见到一切，包括将来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未来的游击队指挥员们已经在上特种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爆炸桥梁、烧毁坦克、窃取德军司令部的文件；他们早已离开自己的家庭，同时，地下党务工作者们还改了自己原来的姓名；他们被训练得无论什么人呼唤他们战前的名字也不会扭过头去。
七月的下半个月和八月初的一段日子中，地下省委都秘密地忙着布置工作，组织部队。
我们大家分派了职务：我的职务是组织地下区党委和区共青团委。此外，我还从事本省居民和资财的疏散工作。
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被派去训练爆破作业手。彼德立克是关于宣传和鼓动的书记，负责挑选文献、建立印刷所、收集和包装白报纸的工作。诺维科夫、雅里明科和路契科担任选拔和审查供给基层农村和工厂地下支部的干部。卡普拉诺夫安排粮食仓库。
我们每天从各区召集大约十个到十五个人到省委会来。这些人我几乎全都认识，早在工作中见过面。虽然如此，这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对某些人，我就认错了。战争逼着我们重新审定对某些人的早期的印象，并且时常改变那些印象。
我一个个地召见同志们。见面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
对我说来是同样的，因为我会见了许多人，但是对于每一个新来的人来说，我的话象是完全出于意外的。
“您好，同志，请坐。您知道为什么请您来？”
“不知道。”
“您考虑过您那个区有被德寇占领的可能吗？要是发生了这种危险，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要是我们请您去带领地下区委，有什么意见吗？”
照例，接着是一次长长的静默。我接着说：“您想一想吧，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等着您。”
要是这位同志立刻同意的话，我便向他说明，哪些危险在等着他。
“您要考虑到，您可能被人出卖，出其不意地被捕。您要有一个别名，另外一些身份证。但是逢到搜查的时候，可能暴露密码的指令或组织的名册。于是他们开始拷问您。您能忠贞不屈，为我们的同胞，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吗？”
有些人退缩了。我一看到这种畏首畏尾的人，便叫他回去。他对我有什么用？他会成为怎样的地下工作者呢？……
假使他落入希特勒党卫队的手里呢？……他人是诚实的，但是当敌人用烧红了的通条鞭打他的脊背时，这样的人就未必支持得住了。
因此，可以说，初期的怯懦诊断是必要的。我在选拔人员时，就采取这种最初的诊断。我召唤的人员，在政治上是早经试用和考验过的。我关心的主要是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当你判明一个善良的人和工作人员传染了可怕的怯懦病菌时，是很痛苦的。有一位区委书记，我对他原很信任：这种人是不会叫人上当的。
我叫他来，跟他谈话……这个人变成什么样子啦！
他说自己有病，而且全家都有病，这项工作他万万干不了，他的记忆力很差。
最后他坦白地承认：“我怕！我要活下去！”
还有一位切尔尼多夫省法院的主席，一个可靠的人，年约三十五岁，能言善辨，而且很自信。我们已经拟定把他留下来干他的工作。最初他在椅子里局促不安，但不久他便控制了自己，抽出笔记本来摘记一些什么。
在谈话快结束时，他紧握着我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您信任我就是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起先给这件事的突然性吓退了，但现在我觉悟了……天职在下令！祖国在号召！”
他在最后的一分钟逃跑了。不待说，他叫我们上了一个大当。我们已经来不及选派新人去代替他了。
然而大多数的同志都勇敢而直率地接受了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决定。他们对于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您考虑过您那个区有给德寇占领的可能吗？”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是的，考虑过！”
这种同志知道了在德寇后方会有共产党省委、区委、地方支部和共青团组织，而且会由党来领导游击运动的时候，便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极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那么说，我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了。我们不会放弃乌克兰吧？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我准备把家眷送走，而我自己完全听党的调配！”
我了解，这位同志紧握我的手，是把我当作党的代言人、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和传达党中央指示的人看待。
我们在一个月里选送了九百多人到各区去从事地下工作。
各区都在积极准备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省委在收到关于撤走工业设备和收割谷物的汇报的同时，还收到有关这类准备的电话和电报的每日报告。当然，准备地下工作的报告是秘密地传达的。
到了七月中旬，霍尔梅区党委书记库罗契卡同志所领导进行的工作，显然比其他人员所领导的好。他是自愿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非常热心地对待一切和准备这一项无人知道的与新工作有关的事情。
有一个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歼敌团正在库罗契卡同志的地区里活动。他正确地断定，这些已经在森林里获得对敌作战经验的歼敌战士，在与游击战争相仿的条件下，就可用来组成支队的骨干。歼敌团的二百四十名战士全体同意留在敌人的后方，参加游击队。
霍尔梅区党委会、执委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全部参加了未来的支队。支队已经开始联系打靶、掷手榴弹、研究游击战术。在酒精厂的机械车间里，全苏防空防毒会的教练用的机枪都被改造用来作战了。顺便说说：差不多本省全体教练用的机枪都这样改造了；当然，效果并不十分大——总共不过三十到四十挺机枪；但是就这一点儿，也消灭了不少敌人，救了几十名也许是几百名我们游击队员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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