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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说：“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休想！你还没有在区苏维埃里呆够吗？现在你又出去了？”
“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现在我能到谁那里去？能在哪里找到一些头脑清楚的人？”
他竭力想挣脱他妻子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我懊丧地走了出去，砰地把门关上。
冷冰冰的风吹袭着我。我想：“好，我又落难了，库尔科和他的老婆真该死。现在我怎么办呢？碰到人家便敲门吗？还是象以前那样找个干草堆呢？……”我已经转过街角，想到菜园后面去找个干草堆，这时候库尔科的屋门又打开了，主人挣脱了她，带来的是惊哭和恐吓。
“真是个鬼婆娘！”他吃力地喘着气叫道。“走吧，奥尔洛夫同志。我带您到一些正常的人家去。您瞧，我是个废料。唉，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要您能叫我怎么办就好了……”
我们一起走了不下半小时工夫，我们向前走时，库尔科抱怨自己的命运说，和他那位老婆在一起，从来就没有幸福。
“您等着瞧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会认清她的性格的。记住我的话，明天她会跑到伪村长那里去说：省委书记在这里。”
“千真万确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虽然她是我的老婆。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了，她是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怎么和她一起生活的呢？”
“我哪有过生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只有受罪。”
月亮下去了，我们在黑漆漆的暗地里慢慢地走着，冷风差点儿把我们吹倒。
“听着，库尔科，”我在暗地里里说，“您把我一送到目的地，您懂地我说的话吗？”
“懂得，奥尔洛夫同志！”
“那么，您把我一送到秘密接头地点，马上就回家，叫您的妻子别声张。”
“我还是不回家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不，您要回家！您应该到家里去，照我嘱咐您的话去干！”
“是，奥尔洛夫同志。”
“她知道我们上哪里去吗？”
“知道！”
“那么她知道所有属于地下组织的成员吗？”
“不完全知道，不过，知道得也不少。”
“您可完全知道？”
“我也不完全知道。”
“请您告诉我，当您在德寇的后方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要面临些什么任务？”
“噢，当然想过。就是现在我也明白了。我疏散过我的家眷，亲自让她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好，她坐了车子大约走了三十公里，兜个圈儿便转回来了……‘该死！’我对她说，‘什么事把你带回来了？滚开，你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我有工作要做。’但是她固执得不得了，一动也不动。德军正在这时候包围了列夫基，前线也转移了。唉，在这里我还能干什么？”
库尔科的声音是可怜的：似乎因为烦闷苦恼和一筹莫展而快要哭了。然而，我并不可怜他。
“您认识这一带的路吗？”我问。“请您解说明白，我怎样去找那个秘密住所，您本人不必远送了。我给您的命令是：随您怎样去干，可是必须迫使您的玛露辛卡不做声。别让她有一分钟不在您的眼前，要看住他！”
库尔科又咕哝了几句，后来还是回转去了。
我等到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就回过身来，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沿着收割后的庄稼地径直走过田野，走了大约两小时，拂晓时分发现到了西斯基村。我很幸运，那里没有德寇。
当地下省委在切尔尼多夫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万一本省被德寇占领的情况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组织方案：在每一个村庄，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村庄里，都要有地下支部，抵抗小组，所有的区一律要有游击队和党的区委会；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及万一他们被捕后的几个接替人；在支队、区委和支部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省委指导区委，区委知道基层组织；人员要时常进行会议。自然，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甚至后来，在雅勃隆诺夫卡会议以后，在波略丁的混乱以后，在很多天的单身流浪以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一到达切尔尼多夫省，到得省里的任何一区，我立刻会遇到布置在各个岗位上积极活动的那些人员。
然而，当时我们以为德寇会在占领地区很快地组织起来。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会能够在青天白日之下公然沿着大路走；不但沿着大路走，而且还沿着村街走。我想，隔不了两小时就得乔装改扮，我想，暗探们会监视我，而我得用尽一切非常机巧的方法牵着他们鼻子瞎跑一阵……
为游击队事先准备的根据地、地下区委书记们的决定和地下集会场所的组织，起着极大的作用。绝大多数留下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最初的那天起就开始行动了。不过工作和环境却和我们事先想象的完全不同。
比方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地下工作者应该花相当时间去熟悉和习惯新的环境，而且连自己最熟悉的人都必须重新估定，按另一种方式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也没有估计到，地下工作者会一开始便见到德国人，一开始就得隐蔽起来，一开始……是的，他一开始看到和打听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也必须懂得，留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曾在苏维埃时代担任过领导的职务。有些人职位较高，有些人职位较低，可是大多数还是本区有名望的人物，一出了什么事，小孩子都指得出他们；而且不仅是小孩子，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也可能随随便便地走来直呼他们的姓名……
因此，地下工作者在初期与其说工作，不如说体验，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相当时候。时间的多少，全看这个人的性格而定。要是这个人和团体一起留下，那他便容易通过这些苦难，假如是单独一个人，就比较困难了。有些人简直害起……迫害狂病了。
我们放下一般的议论不谈。我早已把自己的体验写得非常详细。老实说，那时候我真对他们厌烦了。
我开始找区委第一书记普辽德科同志，和前区委执委会主席、现任游击队司令员的斯脱拉盛科。
我在西斯基村偶然遇到党区委组织部的前部长皮洛夫斯基。我不打算描写我们的相逢。他平平常常地接待了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但可惜他知道得也不多：他不过比我早到这里一天。他曾在基辅附近的什么地方被围，就流浪到家乡来看妻子。皮洛夫斯基没有留在此地的意思，他跟西蒙年科一样，一心一意只想回到前线去。
皮洛夫斯基早就想去找区委书记，他听人说普廖德科已经把家眷疏散，放弃了秘密住所，正和执委会主席斯托拉盛科一起在到处流浪。
本区似乎有一个游击队，但这时没有听到它什么消息。
“似乎……也许……在某处……到什么地方……”这种指点，不能使我满意。我谢过主人，便上干草棚睡觉去了。
我疲倦极了。上一夜走了许多路，和‘浸礼教徒’互相射击，和库尔科辩论，直到白天也没有歇息。我似乎睡得很熟——好象被打死了的一样。然而不知是干草御不了寒呢，还是我神经过敏，我总是怒气冲冲。事实上，到什么地方才合适呢？我走过四个区，没有碰到过认真地组成的地下组织。我反躬自问了：“那么怎样才算是认真地组成的地下活动呢？”在切尔尼多夫的时候，所有的密码、所有的暗号、所有的接头地点都曾得到我的同意。当然，我记不起每一个人；但我认得区组织的书记们，而且在进入德寇后方以前，我已拟定到波布特连科的省支队去的大致的行军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又有秘密住所、又有人名表（不是姓名，而是只有我能了解的确图例。）
但是我不得不多少改变了自己的路线，而我的一些记号和某些必要用来确定方向的手册，已和我的地图夹一起葬送在麦诺哥河底了。
这是我个人的失策，也是一件难于预料的偶然事故。我有什么权利来抱怨没有碰到地下组织呢？可是博契科呢，来自伊格那托夫卡的同志们呢，难道他们不是地下组织的成员吗？我对于库尔科的行为是愤恨的，恨他没有一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莫非区地下组织的领导上大概已经知道库尔科的“家庭纠纷”，因此不让他知道自身的行动和计划吧。
我一面躺在干草棚上冻得直瑟缩，一面这么思索。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如果大计划经过深思熟虑，面面俱到，那么个别的人员，甚至是相当大的小组的失败和‘偶然事故’，也并不可怕。
地下省委的大计划中曾规定：每区要有一定数量的基层组织，各居民点要有一定数目的秘密住所。这个大计划已经实现了。凡是有区组织的地方就有秘密住所。当然，地下工作人员并非总是碰到任何“家庭戏剧”的。但是秘密住所并不是有食堂、现成茶水、时钟和其他车站特性的火车站，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是好的。
避免跟敌人见面，是每个地下工作者或游击队员的个人经验的事情。我从前方到省支队一路所获得的经验，后来对我极有用处。我学会了步行、学会了观察和倾听。我懂得了地下工作的技巧是要了解‘偶然事故’的本质，要使‘偶然事故’也转而有利于抗敌斗争的大计划。
我把地图夹踏入麦诺哥河的粘土河底这件事，自然没有使我误入迷途。我熟悉我们切尔尼多夫省里的任何一条小村道和任何一座农庄，虽说不是每一条小路。我有了接头地点的地址，本来早就可以找得到自己人的。但是拖延对我有利。我切近地熟悉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知道了人民的心情，学会了对不同的人们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