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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契同志率领的一小队游击队，潜入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他们借夜色的掩护，走进冶金学院的宿舍，那里驻着一小队德寇战斗部队，他们由窗口投进了几束手榴弹，炸死和杀伤了几十名法西斯兵士。
我们收听广播时，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储藏室。他停留在门旁，因为我给广播吸引住了，而且光线也不好，我没有立刻看清楚。
德涅普罗夫斯基站起身来，开始跟进来的人窃窃低语；显然他早已认识这个人。
最后消息播送完了。
新来的同志向我迈了一步，热烈地和我握手。他生得骨瘦如柴、白头发、弯脊梁。他马上开始热忱而有点儿急促地和我说话，很动人。不知是有人对他说过我是谁，还是他本人已经认出了我，他脱口便叫我费多罗夫，并且用亲热的第二人称代名词“你”称呼我。
“你来得真好，因为咱们共产党员们束手无策了。有些人这样理解秘密活动：好象秘密活动就是更安全地隐蔽起来。可是现在我相信游击事业要开始进行了。如今人们会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省委书记都不怕，在到处跑，在领导……”
他简短地说了自己的名字：“邱日巴！”
自我介绍之后，他说：“我已经找到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他们明天就要到这里来……让咱们一起捍卫，就是说上我那里去，”他邀请我说。然而他并没有叫戈洛波罗特科到他家里去。
显然，戈洛波罗特科并没有使他特别信任。
邱日巴在街上一路走去时，几次三番带着兴奋的声音重复说：“啊，朋友们，朋友们！现在事情要开始进行了，事情一定可以推动了。我告诉你们：既然本省的领导人到了这里，可见一切就要上轨道啦！”
我甚至不好意思听他的话。但是他在兴奋中却含有责难的意味：他似乎在嘲弄我；眼睛狡黠地望着我，好象在说：“好，看你怎样来发动工作。”
他叫醒自己的老太婆，叫她升起炉子，给我们作馅饼。然后他通夜一声不响地听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及普列瓦科的谈话。
离开戈洛波罗科家以前，我们决定：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到这里邱日巴家来，我们在那里听他们的报告。
我们全夜着了苏联情报部公报的迷。我说，我羡慕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游击队。
“要知道他们的处境比我们还要困难。城市附近没有大森林。袭击宿舍这件事表现了多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也应该立刻扩展我们的力量，至少得建立一个游击团。波布特连科逃跑之类的谣言，可能是那些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分子，或是那些要替自己的游手好闲辩护的人们散播的！”我话虽这么说，我的心却在痛。
夜里，主人们在干燥的地方给我安顿好一个松软的草铺，给了一些盖的东西，送了一套内衣——我洗过澡，换过衣服……但是不管这一切怎样幸福，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无线电广播特别使我焦急不安。我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红军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会战。我又一次理解到多么可怖的威胁正临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头上。我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我是不是置身于战争以外呢？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碌碌无为的时候是多么难受啊。要是在我们苏联战线的那一方，我大概已成为一名红军的指挥官了。不管怎样，我不致徒然消耗祖国的粮食。但是现在……“难道真得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的思绪又转到省支队上去了。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已经把支队解散，或者甚至运用马洛·捷维察的战术。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个战士。他沉迷于描写国内战争中游击队事迹的读物，常以生得太晚，没有机会参战而抱憾；甚至在德寇进犯以前好久，家里的人就已给他起了个“游击队员”的绰号。
我想起了他英勇地开汽车那回事。
有一次，他在铁路旁边开着“加齐克”汽车，发觉一辆调车的火车头把田里的谷壳烧着了。火很快地蔓延开去。火车头上有水、有抽水机。波布特连科便折转来驶出公路，抄直路顺着草地和沟槽飞驶而去追赶那辆火车头。追了大约十五分钟。给他追上了，叫他开回来，叫火车司机浇熄火焰……当然，他也折断了汽车上的几根弹簧钢板，并且在前额上撞起了好几个大包。
他是个急性人，容易着迷，也很勇敢。但这可能不过是虚有实表的勇敢吗？不，决不是。在分别以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这时前线已经迫近，那些动摇分子、空谈家和胆小鬼，已经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现了原形。波布特连科却照旧直接痛快，仍然顽强地力求参加作战。
我所知道的有关波布特连科的性格和行为的细情末节，我脑子里一一想起了，可以说是想找他的“阿科留斯的脚踵”。我想起了他对家庭的温情。我们——他的同事们——常常取笑他。也许他很思念妻子和儿女吧？……不，也不是。
我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在战争初期的一天，他愁眉不展地、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妻子在家里庆祝命名日时，举杯祝贺说：“愿爸爸在这次战争里不和我们分离。”
他大怒了：“你能让我这个共产党员而且又是身强力壮的人不去打仗……”他立刻就走出来了，他真的伤心起来。“难道在我的家庭里能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波布特连科津津有味地、十分热烈地谈到关展开广泛的支队网，谈到怎样一列跟着一列颠覆德寇的列车……
我那天晚上的许多思考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迫使自己抛弃一切疑惑和幻想，可以说是关心到现实问题。我确切地规定了哪些建议要在明天提出，哪些问题要询问本区领导上，而且心中计划好了一个省委的决议草案。虽说在这里省委只有我一个人来代表，但区委们需要领导，必须向他们指明：他们照旧团结，照旧联系。
第二天，在邱日巴老头儿家里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个会既不能算是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会，也不能算是马洛·捷维察区委会，或者简单是一些共产党员小组会。主人夫妇尽可能遮好窗户，然后自己走出去。邱日巴在走廊上，他妻子在花园里——给我们望风。区委第一书记普廖德科作了关于沦陷一月来所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不幸，邱日巴老头儿的话证明没有错。本区的领导人显然张惶失措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严守秘密几乎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已把游击队的人员解散回家，借口粮食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把粮食地窖也分配掉了。
“粮食、服装和武器藏在自己人手里要比藏在森林里好，”普廖德科这么说。
而且支队指挥员斯托拉盛科也赞同他的意见。他大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队员要象普通的农民一样坐在家里，到了一定的时候，信号一发，便集合在指定的地点。我们将实行作战：击溃德寇的卫戌队，炸毁一座仓库或者歼灭一个辎重队——然后再各自回家。让德寇来发现我们吧！”
但是当我们问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本区有多少共产党员、支队有多少战士时，他们却回答不出了。
主要的人，这些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发愁，他们说：“如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好地在进行秘密活动。”
普廖德科甚至看不见自己的第二书记。当时这位第二书记——博依柯——对秘密活动的号召理解得非常独特。他设法隐藏得那么称颂，居然在德寇占领的两年半中间，谁都没有见过他一次。直到红军开到时，他才从地下钻出来。到这时才明白：他在菜园外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通过一条地道和自己的屋子联接起来。人们在作战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墓穴里。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出头露面时，在自由生活的第五天上……死了。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故事，而是一件悲痛的事实。
在邱日巴草屋里开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如此显著的例子。不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因为迷恋“秘密活动”，挨了一顿申斥。
朱勃科勃然大怒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在祖国呢，还是在外国？为什么我们要躲避自己的同胞，甚至彼此互相躲避呢？我们互相联系，彼此支持的时候，我们便是力量。在我们自觉地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员的周围，所有能够进行斗争的人们都将集中起来！要不然，德寇就会一个个地把我们抓住，一个个地把我们消灭掉！”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不过他说得不够含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热情高涨。后来女主人告诉我们，有个邻居问她：“你们那里有人喝醉了吗？”
一般说来，普廖德科是个温和而不爱说话的人，很抑郁，很沉默。斯托拉盛科比他激昂、健谈得多。
出席人员中有人说，马洛·捷维察采取的战术无异自行解体和迹近变节时，斯托拉盛科愤激地说：“我们自觉地在后方进行工作，难道还不能证明自己忠党爱国吗？我肯定说，这样的战术……也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的冒险越少，成就便越大！”
普廖德科阻止他说：“斯托拉盛科同志，我们应该承认过去的张惶失措。”
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召集党、团的积极分子来筹备全区共产党员大会。
我们得悉有一个德寇指挥官已抵达区中心马洛·捷维察，并且在组织区政府。自然，我们同时也收到情报，说那里已进行搜捕。随着德寇政权来到的是逮捕、枪毙、征发、抢掠和暴行。现在德寇还没有在每个村里找到自己的走狗，因而间谍和告密的组织还没有组织好，我们必须赶快利用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