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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警察局局长的候选人。
群众冷淡地、默默地听着。忽然钳工拿肘子推推库尔科的腰眼儿。在他们近旁的老乡们也彼此你推我挤。群众活跃起来了，可以听到叽叽喳喳的低语声，接着噗呲一笑，别人也哧哧地笑开了，最后有人狂喜地大喊了一声：“这才好哇！”
在讲台背后的树木中间，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幅大画像，象船舰上的旗帜一样开始升起来了。
站在讲台上的人停顿了好久，也许足足有五分钟，还没有揣度到出了什么事。德寇军官皱着眉头对群众瞅了一眼，接着看看两旁，最后才转过身去，他身边的人也都跟着他扭过身去。
群众里头有人利用这个机会，一个年青的声音喊道：“苏维埃乌克兰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
接着许多声音很分明地喊了一声：“乌——拉！”
保护汽车的德国兵开始放自动枪。但是人们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很快地跑散了。
那个喊了一声的年青人正在库尔科身边奔跑。
库尔科问他：“谁挂起这两张画像的？”
小伙子把库尔科打量了一会儿，显然把他当作自己人了，答道：“少年先锋队！好，现在要当心啦！”他补上一句便转过屋角去了。
当然，库尔科是不会束手待擒的。他躲在钳工的冰窖里，当晚就溜出了这个村庄。总之，库尔科变得简直使人认不得了——他显然热忱地在工作。
我知道，自从他赶上我那天起，没有到家里去过一次。
“我们又会开始相骂的。还是不去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给我一个困难一些的任务吧，好使我不去想它。”他恳请说。
我们欣然满足了他的请求，派他到雅勃隆诺夫卡去联系。
到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家来的人，不单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非党分子。现在我记不得他们的全部名字了。但是有一个人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自称是国营农场的农艺师。好象是因为听说在这里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援助和指示才来的。是的，他大致就是这样表示的。
应该指出，我们并不特别防备来客。庄子给沼泽围绕着，只有一条可以望得很远的路可通。假如有什么伪警或者德寇部队往这里来，我们老远便看到他们，来得及采取对付方法。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路走来，而且手无寸铁，那就不用怕他。
农艺师就是这样走来的。他敲了敲门，虽然门原是关着的，请什么人走出去。我走了出去。他伸出一只手来。
“您好，”他说，“费多罗夫同志。”
我又给人认出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讨厌。但我不露声色。
“什么事？”我问。
“我来向您请教，”他说，“也来给你们提些意见。允许我坦白地说吗？”
“请吧。”
这个人胡说八道，使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毛病的。他说了好一阵，我们坐在台阶的踏步上，吸着烟，而这位“坦白”的家伙对我陈述了他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他的议论的过程是这样的。他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苏维埃人，深信可以战胜德国，而且懂得占领不过是暂时的，甚至是短时的现象。他知道共产党员们正在集中抵抗力量来打击德寇的后方，所以他才带着自己的“坦白的”观点到我们这里来。
“省委书记同志，为什么要搅扰老乡们呢？为什么要挑动德国的战争机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呢？要知道那一定会引起更多的流血。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德国人不过要抢掠我们罢了，如果我们进行抵抗的话——那他们就要动手屠杀我们了。”
“完全不错，他们会动手的！”
“但无论是我，无论是我的儿女，我们都不愿被杀。”
“那么反抗吧，参加游击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喽！”
“不，费多罗夫同志，我不赞成。时候会来的，红军会粉碎德国机器，那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用自己那点儿可怜的兵力干得了什么呢？……那是自杀。要知道象您这样的人，我们在战后也是需要的。可是您却赤手空拳地去打坦克，而且，您还硬拉所有最勇敢、最热情、最忠诚和最健全的人们一同去躺在德国机器的履带底下！可是您明白，我也不是懦夫，所以决计坦白地对您说——醒醒吧！我只是请求您，解释给本省的共产党员们听……”
我忍耐不住了，一只手伸进了口袋，翻动我的手枪。“坦白的”家伙注意到我的行动，脸色顿时发白，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卖国贼，”他说，“不该打死我！”
这时我从口袋里把手枪拔出了一点儿。
“我想，我还是走好，”‘坦白的’家伙说，“您显然不能了解我。但总还是请您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农艺师去了。后来我对他进行调查，据说：“他是个无伤大雅的人。他已和家属一起疏散，但是由于某种情况掉了车，弄得进退两难。”这种“无伤大体的人们”的宣传，开始时多少有过一些成效。我们应该用共产党员的威信来对抗它。
会议前的最后几天到了。积极分子们带着有关筹备会议的各种使命分散到各村去。我们的省委小组又开始流浪，开始搜集情报。况且也是我们转移的时候了。既然出现了一批“不抗恶”的宣传家，那么接着德寇就可能突如其来的。
朱勃科和马洛·捷维察支队的参谋长米哈伊尔·普钦科动身到普达村去了，我们预定到那边去开会。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和我留在格拉巴伏村，以便准备命令的草案。德涅普罗夫斯纪和普列瓦科到列索沃耶去了。德涅普罗伏斯基和博契科很熟，想去看看他，并且顺便邀请他来参加会议。
德涅普罗夫斯基带着嚇人的消息回来：博契科被打死了。
十月二十五日，一辆小汽车开进了列索沃耶。一个伪村长，两名希特勒党卫军和两个伪警走进了博契科的屋子，命令他的妻子和全家人都出去。不多时，传出了几声枪响。德寇和伪村长在汽车里坐定，伪警把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尸体抛进了菜园，不准埋葬。刽子手们既不开会，也不作任何解说，便开车走了。德寇留下了三只巨大凶恶的军犬，谁想要走近博契科的尸体，它们便耸毛怒目，凶暴地猛扑过去。
你瞧，这类事情时常是这样发生的！
有他这样一个人，忠实而光荣地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贡献出一切力量，而现在他的尸体躺在地上，连德国带来的狗都不让亲人们接近他。
德涅普罗夫斯纪就象在这里记录的那样简单地讲述了。他没有哭，却比平时更沉默。从十几岁的青年时代起，他就认识博契科，成了他的朋友。
我也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们的女主人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喔，难受呀，难受！”她痛哭道。“他们这些刽子手干些什么事啊，他们干么要杀害这样的好人哪……”
我觉得不舒适，我走上街去——屋子里很闷热。我想起科斯特罗马的那个富农，那个“浸礼教徒”。是不是他干的事呢？
德涅普罗夫斯基跟着我出来了。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并不看我，开始用沙哑的嗓音有点儿单调地对我谈起博契科。
不错，实际上他似乎是在深思默想，不是在叙述。他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个特别构造的人。在世界上，所有别的国家，甚至连过去的俄罗斯，也从未见过象他那样的人。他在内战时是个游击队员。嗯，不错，那不足为奇。游击队员多得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习惯于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和向上迈进的同志们了。但是博契科属于另外的一类。革命政权派他们做乡和县的工作，他们便始终在那里，也就是在本区范围内，而且是当二三流的角色……”
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你对他是很熟悉的。那么他是为了什么事情给党开除了的呢？”
“慢着，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也想到过这一点，我就要谈到的……且说，当二三流的角色，那就是说，不当区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只当工会的干事或法院的院长，或者稍微早一些，当贫农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在社会保险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是集体农庄的主席呀！可以说，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不过并不缺乏知识。要发觉博契科这样的人，得恰到好处。他深谋熟虑，见多识广。当然，他是个进步的农业家，说到苏维埃制度，说到它的法律与习惯，您可以放心——博契科对于咱们的新制度是那么熟悉，那么有心得，谁也难他不倒。不，哪怕是一位大学教授……大革命来的时候，他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而大革命和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人。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党更珍贵的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那就是说，再没有比党的事业，咱们党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精神更珍贵的了。他做了多年的集体农庄主席……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便是从博契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从他被屠杀的家里来的……我便走便想。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单是个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活动家，是个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社会活动家，是英明的共产党从人民的深处提拔出来的。但这是概括地说说罢了。也许因为被害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理解到这样的高度民主。老实说，战前我还以为他以及象他那样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呢。可是这些任务却是咱们全部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和基础。”
我不能保证这些确正是德涅普罗夫斯基的原话。我力求尽可能传达他的思想和感情。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博契科的会见和谈话。他是个坚强的、十分坚强的、胸襟宽阔的人！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过。他同意扮演那不得已的把戏：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