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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敲着一所东歪西倒的草顶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女主人很勉强地放我们进去。但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的笑话立刻使她快活起来，她显著地和善了些，甚至表示愿意煮一些马铃薯给我们吃。我们自然没有拒绝。她把马铃薯连罐放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小油灯发出如此暗弱的光亮，以致我们彼此面对面都看不见。
我一伸脚，碰到了桌子下面的编织的篮子。原来我们的桌子是一只麦杆编的大篮子，上面盖着木板。
“女当家的，”我说，“您怎么连张桌子都没有？”
“穷呀，我没有丈夫。自己在缝缝补补……可是你拿针也做不成桌子呀……”
我们在这里至少得住上一两天，这时想出了适当的借口。
“这件事我们能做，”我对女主人说。“咱们为什么不做张桌子给好人呢？我正好是个木匠。瞧，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和我可以在一天里头给您做好一张甚至能在上面跳舞的桌子。同时娜佳也可以洗洗衣服。女当家的，好心有好报：您给她烧一点水吧。”
事情便这么定局了。我们的女主人从邻居那里弄来了一些木匠用的工具，我们一早便动手干活。娜佳也真的动手动脚洗衣服。同时朱勃科出去找看林人格里沙。
他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虽然找到了那个格里沙。原来格里沙是个十其八岁的青年人，但是顽固得出奇，是个拘谨的小伙子。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无法从他那里探听到半点消息，”瓦夏说。“请相信我这个侦察员的辨别能力：据看来，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母亲和小妹妹都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我已经对他做了一切的暗示，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他发誓说：‘叔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的女主人在集体农庄的场上找到了一些木板，我们的桌子顺利地做起来了。普列瓦科当当地敲着槌子，沙沙地使着刨子。一些小孩子紧贴在玻璃窗户上，跟着出现了大娘们。
有人来定货啦：“请你们也到我那边去吧。我家的大门在冬天未来以前得修一修……”
“我的床坏得不得了。你们能不能做一张新的？我有钱，但是在农庄里上哪儿去找木匠啊？”
进来了一个板着脸孔的家伙，几乎要对我进行审问了：“您早就干这项手艺吗？”
“这是我的本行。我过去在切尔尼多夫一家家具工厂里干活。但是战事开始了……现在正从俘虏营里出来……”
实际上我从来没做过细工木匠，但干起这项活来倒并不坏。早在隧道上工作时，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支柱工——其实也就是木匠。普列瓦科也能巧妙地使用锤子和钻子。
虽然那个男人装作相信了我们，但是我们懂得不值得久在这里活动。
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一起去找看林人格里沙。我们希望比瓦夏更能够感化他；但是毫无结果。真是个倔强的少年！他对我们看都不看，而且回答我们问题的那副神气，好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德寇的审查员。我甚至开始怀疑对河的老乡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是故意要我们走岔路。
德涅普罗夫斯基突然大怒道：“小伙子，你真是个古怪人！我们确实知道你是共青团员，而且你还和游击队有往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找到他们，否则，德寇……”德涅普罗夫斯基用手指围着脖子表示想象中的绞索……
格里沙沉思了。我们也不打扰他。显然，他很为难。的确，这种问题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一下子解答的。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件使他为难的事：昨天晚上，游击队在普里蒲特尼处决了一个卖国贼，同时在彼德罗夫斯克农盯打破了一所德寇封起来的仓库，搬了八袋面粉到森林里去……于是现在要判断这些新来的陌生人是什么人：确实是共产党员呢，还是德寇秘密派来的警察。
“有了，同志们……在普里蒲特尼有个叫季顿科的集体农庄主席，现在在家。他也许能告诉你们一些消息……就在左边第三家。只是请你们不要径直沿着街走去，要走菜园的一边……”
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和我都认为格里沙做得很正确：与其由他自己来解答如此困难的问题，倒不如把我们送到老同志那里去的好。我记得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名字，曾经见过他。于是我们按照格里沙指点的方向出发了。
但是我们在普里蒲特尼还是没有走运。季顿科不在家，已在前一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妻子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甚至是过分娇滴滴地说话。但是她避开了我们的视线，也不说同志这样的词儿，大门也不关，也不请我们坐：从各方面看来——她是害怕我们。
当我们从她的房子走出来时，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他们一定把我们当作伪警了。不错，那些伪警是够讨厌的。要知道老乡们正在很好地掩护游击队员来避人耳目呢。你以为试试用手枪来威胁他们，他们会说出来吗？”
“格里沙显然早已到这里来警告过他们。而我们这两个老傻瓜，还相信他呢。”
怎么办呢？当我们在村街上谈了几句，正要转回去彼德罗夫斯克去的时候，突然注意到马 附近挤集着一堆人。我们向那边走去，格里沙竟站在那些本地人中间。他站在自己的马旁边，那匹马浑身是汗。
我招呼他走过来，说实话，我气极了：“小伙子，你究竟跟我们玩些什么花样巧呀？你为什么尽说谎，把我们当作傻瓜似地哄着我们！？”
“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就是游击队员，一个坚强可靠的小伙子。
我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是费多罗夫，省委书记，明白吗？我今天一定要和支队指挥员取得联系！”
格里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笑影，然后带着一种过分的严肃说：“费多罗夫同志，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位集体农庄的会计员斯捷潘·波格列勃诺依，他也许可以告诉您一点儿消息。”
“好，要是你再欺骗我们的话，可当心！……”
当然，他又欺骗了我们。不知是会计员受了他的警告，还是他确实没有在家……
会计员的妻子说：“您可以去找季顿科，他在小学校里开村长会议呢。区长已经到那里召集了各村的村长。”
我勃然大怒了。因为三天来我们已经兜了许多圈子而一无所得。我毕竟不能到街当中去喊：我是费多罗夫，指点指点我到游击队去的路吧！以前，不需要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呢……难道我真的变了样吗？在战前，我至少到普里蒲特尼来过六次……难道我们真要白跑一场，空手回到彼德罗夫斯克去不成？真的，我甚至惭愧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初看起来似乎又莽撞，又无耻。
“听着，帕凡尔！”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让我们，帕凡尔，让我们到小学校去。不错，不错，到伪村长会议去！应该冒冒险！那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人……况且我们早晚得和区长打打交道，见见这个混蛋。”
德涅普罗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是我们失败了，就可能使全部省组织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要是您觉得必要的话……我当然和您一起去。”
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们决定，如果发生什么事故，一定动用手榴弹。弟兄们各人都有五颗。此外，我还有两枝手枪，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有一枝。
学校的入口处停了一辆弹簧钢板、橡皮轮胎的马车，套着一对吃得饱饱的、但是身材并不相称的马。这辆老式轿车的座位上铺着大红的沙发坐垫。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儿，身上裹着羊皮袄正坐在车夫座位上打盹儿。这辆车子十之八九是从本区博物馆里没收去的。
“老爹，”我对老头儿说。“村长在这里吗？”
他狡猾地微微一笑，使了个颜色，接着露出令人可笑的、自尊自大的神气说：“小伙子，你说的是哪个村长，这是副区长帕弗洛·格列博维奇·古锡，他亲自视察来了。”
在走廊里，满积尘土的课桌直堆到天花板。教室的门都关着，其中有一间传来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我们便敲了门，故作温顺地走了进去，脱下了帽子。
在一张大概原来做物理实验用的大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摊在圈椅里捻着胡须。他面貌平庸，可是那套衣服……看来他大概已经穿惯了。他穿的发亮的黑呢上衣，很可能也是博物院里的；还有一件绣花的乌克兰式的衬衣。圈椅子背上披着一件毛皮大衣。我敢断定这个家伙正在扮演老爷的角色——要不是地主，那么无论如何是革命以前的大官。不待说，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理会到我们。他那伸出的手里拿着一扎文件，摆在眼前，傲慢地皱着眉毛。
房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浓妆艳抹的胖姑娘，长着一张非常愚蠢的面孔。她显然在扮演女秘书的角色。但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事情做，只是在桌子上描画着花儿。
在这位“要员”后面，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他对我们这边冷冷地瞅了一眼，打个呵欠扭过脸去。他是怎样的角色呢？谁知道他是卫士还是当局的代表？他感到无聊了。
那第四个多半是本地人，红鼻子，从帽檐里搭拉下来的一绺额发，还有那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老酒鬼。除了贪杯的欲望以外，在那副尊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