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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教室里没有课桌。替代课桌的是中央和靠壁的一排排长凳。在远处的屋角里，生着一个圆形的铁火炉。
我们默默地站着，调换着脚。这些人使我激起了厌恶和痛苦。
终于副区长老爷赏光注意到我们了：“你们要什么？”
我真想抓住他的衣领，拖到街上，在所有真诚老实的老乡们面前揍他一顿，来作为答复。但是我温和地说：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有一条德国的法律规定，应该帮助所有被释放的战争俘虏。因此我们到村长这里来……”
他浮夸愚蠢，装腔作势，简直是沉醉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没开口询问我们，也不好好儿看看清楚。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教训教训人。
“我哪是村长？那才是村长呢，”他指着酒鬼说。“他懂得法律，他什么事都可以给你们做的。”
“嗯，”村长咕噜了一声。
可是这位“老爷”话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他不可一世地、指手画脚地说着。
德涅普罗夫斯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在慢慢走回老家，却不知道前线情形怎样，也不知道以后怎样生活下去。
“大日尔曼英勇无敌的军队正在扫荡乌拉尔山 的最后一批赤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听凭胜利者的摆布。乌克兰已经解救出来了……”这位‘老爷’对自己的口才沾沾自喜，甚至站了起来，昂着头、同时不时回头望望坐在窗口的德国兵。但是那个德国兵却不动声色俱厉地敲着玻璃窗，连连打着呵欠。
老乡们开始聚集起来了。
古锡提议我们两个留下来开会：“来听一下应该怎样建立新生活吧！”
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了。我坐在靠近火炉的长凳边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坐在离开我三步的地方。我们才安顿下来，我一瞧，季顿科就进来了。他认识我，一下子弄得茫然无措，面色发白。后来他能自持有了，用相当冷淡的声音问村长这些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就说要在自己的近邻安排我们过夜。
马车不断地向学校驶来。它们从邻村带来了某种类似的“积极分子”。古锡召集来开会的，除了村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以外，还有教员、农学家。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拘束，谁也不高声说话，连一个面带笑容的人都没有。我还注意到那些人互相避开了别人的注目——似乎感到害臊的样子。是的，大部分人对于答应来听那么一个角色说话，无疑是感到羞愧的。
这时发生了一幕不象样子的情景。另一辆大车驶到校舍来了，我们听到响亮的咒骂声，接着开始了骚动和扭打。
“哎呦！”有人含含糊糊地叫着。“噢，别打啦，好人！”
走廊里又闹了好一阵，接着房门大开——几个怒形于色的农民把一个捆绑着的人用力推进房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他象牛一样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两只手被一条皮带反绑在背后，扎得发青；蓬乱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鲜血从嘴角上直流下来。他那肿胀的面颊上显出了一个鞋跟的印子。
古锡扮起了命令式的嘴脸：“噢，这是怎么回事？”
绑着的人向古锡冲过去，古锡双手掩住了脸，好象等着打击似的。
“啊，你这个畜生！”押着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喊着，一拳把他打得跪了下来。另一个农民冲上去，踢他的侧腰；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老大娘几次三番地向他脸上吐唾沫。总之，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当怒火稍稍平息下来，绑着的人给拖到了屋角里去的时候，古锡声音中含着希望问：“他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吗？”
大家抢着想回答，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古锡嫌恶地紧闭着嘴唇。过了十分钟光景，才算把这件事弄明白。
在红军撤退以后，有个绰号叫“野猪”的斯皮里顿·维丘克回到了格卢霍夫申农庄。他已经长远不在故乡的村子里出现，大概有八年了吧。他是个有名的废物——扒手、土匪，因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抢劫一家洗衣铺，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在某地劳改营里服役。‘野猪’在农庄一出现，首先就搞了一部做土烧酒的器具。他不断地喝酒，而且扬言要出头告发来威胁大家。昨天夜里，人们听到林边木房子里有叫喊声，红军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就住在那里。赶到现场的农民们迎面碰见她背上插了一把刀子从屋里冲出来，倒地就死了。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她七岁的女儿娜丝佳被绞死了，她三岁的儿子瓦夏受了重伤，并且给嚇坏了。
农民们急忙去搜索森林，‘野猪’就在那里给抓住了。
古锡开始审问他。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连那个德国兵也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接着‘野猪’走到古锡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古锡立刻跳起来对着讲堂喊道：“这里有德文教员吗？我们需要一位翻译。”
一个老大娘站了起来。古锡让她在德国兵旁边坐下。
“好，你有什么话说？”古锡故作严厉地问。
这个土匪向古锡拿头点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古锡伸手进‘野猪’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文件，细看了好一会，然后转交给德国兵。德国兵点了点头就把文件还给了他。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德军司令部的特派员。”古锡转脸对绑着的人说：“这是个误会，立刻给您松绑。”
土匪站了起来，无耻地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区长老爷，”他高声说，“我注意到：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和游击队员有往来。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区长老爷，全农庄的人都是游击队员！”
“胡说，他在胡说八道！”庄员们齐声叫喊着。
讲堂里传播着不安的情绪。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人喊道：“吊死这个凶手！”
一直留神监视大家的德国兵跳了起来，对着天花板开放德国式连放手枪，一刹那间房里变得寂静无声。
德国人重新坐下，扯了扯翻译员的袖子。
“我是个警察，”维丘克反驳说。“游击队员们每天去找玛丽亚·卡柳什娜亚……”
“你既然要整顿秩序，为什么要抢这个东西呢！？”老大娘说着这句话，把一个大包袱扔在桌子上。
“这是没收来的东西。”土匪毫不惭愧地说。
“没收”这个词儿对德国兵起了魔法的作用。他激动了，尽催着翻译员。
她站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德国老总说，要提醒您，副区长老爷，按照现行的指令，一切由市政当局没收的贵重金属品，还有宝石、油画与雕刻的美术品，都应当转交给‘戈林基金会’……”当这个老大娘讲话的时候，德国兵不断地用恶狠狠的叫喊催促着他。
一种紧张的寂静笼罩着讲堂。我痉挛地紧握住短大衣里面的手榴弹把手。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瞅了好几次。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的神情。如果不是古锡或者德国兵，或者那个被绑的伪警那么专心于自身的“事务”，那他们一定会注意到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他脸色泛白，热狂得发抖。他把右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不断对我投射着央求的颜色。“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咱们动手吧，咱们就动手吧！”他的眼色简直没有别的意思。引诱力实在是极大的。扔个手榴弹，然后……要抑制是多么困难啊！但是不行，我们不能鲁莽从事。
我发觉，认识我的不单是季顿科，至少有八个人不时望着我这一边。也许他们正在等候我的暗号吧。但是这间房间里聚集了不下三十个人，几乎全是男子。坦白说，我当时是极端激动的，神经也动荡不定。我打量着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带了武器没有？假如搏斗起来，他们将站在哪一边？……德国兵冷静地重装着连发手枪的子弹……力量怎样分配呢？假如这三十个人里面有二十五个象这个维丘克呢？
古锡在拖延时间。最后，他带着所罗门王的傲慢神气说：“把这位新秩序的保卫者放了！人人都应该知道，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所有的亲友都是不法的东西！”
他从桌子上拿起包裹来交给了德国兵。红鼻子村长给土匪松了绑。
“现在，”古锡接着说，“我们开会。”
农民中的一个突然叫了起来：“骑兵团，上马！！”接着便叭哒倒在地板上。他剧烈的癫癫病发作了。
德国兵疯狂地叫喊了些什么，跺着脚。维丘凹和伪村长捉住了这个不幸的汉子的两臂，拖进走廊里去了。他的几个同村人也跟了出去。
维丘克和红鼻子村长都没有回进教室里来。不一会，我们听到马蹄的嗒嗒声：发病的人显然给带走了。
古锡大叫大喊地开始演说。他挤眉弄眼，飞唌溅沫，拿拳头来威胁游击队员，歇斯底里地狂笑。毫无疑问，他是竭力在模仿希特勒的演说姿态。
被德国兵解除了职务的上了年纪的女教员，坐在我身边。她浑身发抖，向火炉挨近。她使我很不痛快。
我扭过头去，看见米沙·古林——就是和妇女们一起拆毁乌达河桥梁的那个青年木匠——站在房门口，正在卷纸烟。
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用很响的叽喳声说：“小伙子，给我一张纸。”
他撕了一块报纸给我。我开始卷纸烟，同时拿膝盖使劲挤他的腿，并且皱了皱眉毛。他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低语说：“散会后在季顿科家里见！”
我回到炉边的原座位上。坐下时，我短大衣的口袋给长凳钩住了。这个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