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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紧张是松弛了，但自然还得继续运用它。我们马上觉得想休息，想洗涤，想好好地睡一下……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不但亲切地、热烈地接待我们，而且拥抱、接吻、久久地握着手尽摇不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拖我们到自己的棚子里去。熟人很多，他们情感的真诚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是的，有一个‘但是’。我们不得不稍稍节制一下见面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得用另外一种腔调露出矜持的神气。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外表，而这时候，我是更褴褛了。所以“矜持”这个词儿听起来无疑是滑稽的。可是这是必要的，原因是这样。
我到伊雅琴支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为了要感觉到个人的安全。不管我外表看来象什么样子，不管我多么需要保持体力，但我没有权利忘记自己的责任，哪怕是一分钟。我倒并不是怕被人误解。每一个指挥员都懂得我的话。
我以省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地位，要求听取正式报告，而且在休息以前视察了营地。
十二个用树枝搭成的棚子分布在树底下，彼此相隔不了好多步。战士们按自己的爱好和各人的可能来布置各自的棚子；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睡在不很干燥的苔藓上，有的睡在摊开的皮袄上。有三四处地方在烧篝火，其中一处，妇女们正在大锅子里煮粥；在其他的篝火边，人们只是在取暖。这时已是严冬气候，气温大约在零下四度，可是还没有下雪。
每一名战士都带着武器。我检查了几支步枪和手枪，擦得都很马虎。许多战士甚至从来没有试放过自己的武器。
一尊连队迫击炮毫无作为地抛在那里，原来是没有人会使用，而且也没有人想去掌握它。我们在初次巡视中当场检查：试放了几炮。
在巡查境界岗哨和临近哨所时，我忽然看到那个半狂的老头儿，一个月前西蒙年科和我在列索沃耶附近遇到的，不错，正是那个牧放一条瘦母牛，夜间对德寇的轰炸机群挥舞过拳头的人。他正坐在树椿上纪录俘虏的口供。那个德国兵的大衣、制服和裤子的钮扣都解开了，站在那里，大腿并得紧紧的不让裤子掉下来，垂着手在发抖。两名游击队员坐在地上，拿手枪准备着。
老头儿一见指挥员，便跳起身来，举手敬礼，相当雄赳赳地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战士兼翻译员萨德琴科报告。奉支队政委的命令，我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强盗，德军叫他兵士的……”
从他谈吐的音节听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他就是前述的老头儿。但他或者是不认得我，或者是不愿意来辨认我。
“那个人是谁？”当我们走开的时候，我问指挥员说。“他的母牛在哪儿？”
“费多罗夫同志，关于母牛的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不错，他真是带了一头母牛到我们这儿来的。他自称是波尔塔瓦的德文教员。他的经历很有意思，每次讲起来都没有出入，毫无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塞乔夫开始把这个故事详细地告诉了我。
德寇炸毁了他在波尔塔瓦的房子，同时致命地炸伤了他的妻子——结果死在他怀抱里。他儿子在红军里，女儿在莫斯科的专科学院里读书。德寇一占领波尔塔瓦，便登记所有的德文教员。他被派在司令部里工作；但在当天晚上，他就带了唯一的财产——母牛——从城里逃出来了。
老头儿到哪里，哪里就强迫他登记。德寇知道他懂得德文，一定要他当翻译。老头儿便牵着母牛再往远处走。他开始回避人们的耳目，绕过村落和城市。就这样他碰到了游击队的哨所。
“他对我们很有用：是本支队里唯一懂得德文的人。”
巡视以后，我还听取了指挥部的正式报告，然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
在饭桌上，大批的新闻向我们涌来……
我得知卡普拉诺夫和德鲁日宁还很好地活着，象我一样，从波略丁平安地穿了过来。他们到过这里，待了不久，随即到省支队找波布特连科去了。
我又得知省支队仍在活动，关于它自行瓦解的谣言，是由一小撮开小差的所散步的。
波布特连科已经以自己的果敢和猛袭获得了名望，四面八方的人都投奔到省支队去。支队在扩大、在成长，但是……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论。因为争论须待双方出席才能解决，我们以后再提到它吧。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问支队的指挥员们，“你们派人在马洛·捷维察区迎接我们，而他们没有能找到我们吗？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次大会，召集了全区的代表。好一批侦察员！让我来见见这批人。”
应指挥员的召唤来了一个身材瘦长、穿着红军制服、大约二十三岁的年青人。他自称名叫安德列·科雷纳。他的嗓音听来似乎很熟悉。
“科雷纳同志，您怎么在家乡没有能够找到我们呢？”
原来他给德寇抓住了。噢，这不就是在西斯基干草棚旁边和他爱人谈话的安德列吗？
“朋友，听着，”我对他说，“也许你真的用斧头敲了一下德国人，也许你真是个大胆的小伙，不过你去迎接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脸儿红得要命，开始否认这件事，但我接着说：“那么你们到德涅泊彼德罗夫斯克去读书呢？还是到切尔尼多夫去？你叫自己的美人儿到这里来吗？”小伙子也许把我当做跳神的了，弄得目瞪口呆，使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你就把她领到这儿支队里来吧。我们来说服指挥员。”
我在这里也见到了那位列索沃耶来的工作队女队长。
第二天早晨，有个小伙子交给我一封信，这是我在地下活动中接到的第一封信。
小伙子说：“有人请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您，交到您的手里。”
信端端正正地折成一个三角形。我把信拆开，看了一下签名——雅可夫·祖谢尔门。
“他本人在哪里？”
“他到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了，我们已有五个人上那里了。”
下面就是雅可夫写给我的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您也许以为我是个容易动气、过分任性、神经过敏的人吧。我真的变得令人嫌恶地神经过敏了。我去过尼真，但是正如您所说，徒劳往返。那边的犹太人已被赶进犹太区，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至于我的老婆和小儿子，我从老乡们的口中了解，她们说不定早就被杀害了。我在晚上挨近铁丝网走了两次，差点儿给他们抓去打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在熟人那里躲了五天，但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隔着窗户看到德寇，看到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厚脸无耻，他们的统治是那么强横霸道：当街用枪托殴打老年人，抢掠商店。这时我记起您劝过我参加游击队，可是我仍旧希望能知道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
我碰到了一个熟朋友，瞎眼的雅沙·巴丘克。他听得出我的声音，把我带到他家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件事使我万分羞愧，而且非常激动。我是身强力壮，而雅沙·巴丘克却从小就瞎了眼。但是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切娜都在写传单，在城里到处散发。每天晚上，共青团员们到雅沙家里聚会。您大概知道：他是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他精力充沛，不怕死，很有威信。我很想留在尼真帮助他；但雅沙因为我的国籍关系命令我离开。他对我解释说，我还是当游击队员适宜。我在城里会被人认出来，而且立刻会被捕。当雅沙知道我曾和您在一起待过，又知道您将在什么地方时，他乐极了，因为有可能联系党的省委书记了。他甚至想亲自和我一起来会您；但是他父亲和同志们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当时写了封信命令我动身。我领到了武器，和现在为我送这封信给您的小伙子一起来了。
我没有把巴丘克写给您的信给这儿支队的人看；但是，说不定您也会上这儿来的。那么您可以想到，我已接受您的劝告，远走到省支队去了。在我看来，这儿的人领导得不得当、很软弱。我已见过德寇这样的暴行，使我不能眼看着整个支队只是躲在树林里，或者是每星期来这么一两次小小的袭击。瞎眼的雅沙·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
也许这与我无关，我以通信员的资格到远处去了。我本来预备给您写得更详细些，不过我留下这封信，只是为着恐防在波布特连科那里见不到您。那时我将把一切的事情更详细地告诉您。
再见，费多罗夫同志，只要我在路上不给杀害。
我问转交信的那个小伙子说：“雅可夫走了好久吗？他在这里和指挥员发生过什么事，吵过架吗？”
不，看来雅可夫为人向来谨慎沉着，与人无争，他说明有任务到省支队去的。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走的。
小伙子说：“我也是从尼真来的。我和雅可夫一起来到这里。但是我更喜欢在城市里，更想和共青团员们在一起。和巴丘克同志在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城里人全都知道他，尊敬他。他在战前是位律师……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我可以回到尼真去吗？”
关于雅可夫·巴丘克这个人，我早在战前就听到党的尼真区委书记格拉西明科讲过。他说，有一天，一个瞎眼的年青人——共青团员和候补党员——到尼真来看他父亲。这个人就是雅可夫·彼特罗维奇·巴丘克。他不久以前在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是个优秀声，被派在尼真工作。这位二十二岁的法学家，在半年的实习中，就在城里获得了盛誉。他已成为律师公会的委员。即使那些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司法工作者，也都承认巴丘克是位很有才干的辩护人。
老实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