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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撤退。在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中，没有他的名字在内。党的地下省委也没有批准他的候补党员资格。但很可能是共青团省委会让他留在敌后的。我认为这种决定考虑得不够周到。
我对这件事越想越怀疑。瞎子……甚至假定他有极好的、简直好到绝顶的记忆力……格拉西明科曾经讲过，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巴丘克可以很流利地引用刑事法典中的任何条纹；对每一案件的细节背得烂熟；出庭时一张纸都不带，却能没有错误第称呼证人们的名字和父名……假如说，他有顶好的听觉和极好的听觉记忆力。瞎子们常常有这种情形。但是只依靠这些论证来领导地下组织，那就……
我曾想象这个青年瞎子初次遇到德寇的情形。他不是只能听到人家，甚至连对方是怎样的样子也不知道吗？……但是如果人家默不作声地走进房来呢。他怎么知道这是个敌人呢？和雅科夫一起的有他的父亲、妹妹和同志们——他们都在帮助他……祖谢尔在信上说，地下工作者们在夜里开会，要知道巴丘克永远在黑夜里……
我一面继续思索，一面竭力想象我自己要是做了巴丘克该是怎样。我闭上眼睛。我周围的世界变得多小呀。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伸手所及的地方而已。对我具有视力的人来说，祖国是多么广大啊。这就是集体农庄的广大无边的田野、河流、海洋、轮船、美丽的图画；那些具有精密复杂车床的工厂、火车、汽车、天空中的飞机……戏院、电影院……光辉灿烂、兴奋动人的‘五一节’大游行……森林、碧绿的草地。
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是这一切我全记得。即使我如果在长久的有视力的生活之后真的瞎了眼，所有看见过的东西还是会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晚上，我叫来了伴着祖谢尔来的那个小伙子：“你很熟悉雅科夫·巴丘克吗？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吧。”
这个小伙子知道得并不多。
我问：“你认为瞎子巴丘克真能领导地下组织吗？”
小伙子几乎带着鄙视的眼光望望我，带着委屈、急躁的口气答道：“您真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您认为他是个瞎子吗？你一开口问他，他那副黑眼镜就盯着你望，真实话，结果比您费多罗夫同志的眼光要尖锐得多哩！当他用打字机的时候，别人勉勉强强来得及口述，他却打的一个错字也没有。他上街时不用拐棍，您要知道，走倒可快呢！他妹妹切娜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都讲过，巴丘克在基辅的时候，能在所有的街道上不用拐棍、自由自在地来往！……您知道这位彼得尔·伊凡诺维奇是谁？……当然是雅沙和切娜的父亲啦。他也是地下工作者，但您别以为他知道所有的人。巴丘克把工作安排得连组织的普通成员都只知道自己的部分。比如，我就只和两个村庄有联系。我只参加过一次会议……而且决不是在夜里，而是在黄昏时候开的。那时候天色还不暗。有人通知我，要我去。我走到罗兹·柳克先堡大街，就听到巴丘克住的地方有留声机声和人声：他们在大声地唱着一支乌克兰歌。我甚至认定是走错地方了。原来那里真的在唱歌。窗户开着，里面坐着许多青年人，桌上还放着酒。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酒不过是摆个样儿罢了……”
这些话是小伙子一口气说出来的。后来就不言不语了，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叫他继续说下去。
“巴丘克也和大家一起唱歌吗？”
“唱，他的嗓音很响亮，是男低音。”
“这个晚会上跳舞没有？”
“跳的，有些姑娘还擦着口红呢。但这些都是故意的，好使邻居们以为是真正的晚会。”
“开会的人多吗？”
“十二个人。但是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了。”
“你耽得很久吗？”
“大概二十分钟。”
“和巴丘克谈过话吗？”
“他把我叫到跟前，我们被挡在角落里。他妹妹切娜对我低声说：‘给我的各个伸过手去。’巴丘克和我握手问好，并且说：‘没有劲儿啊。青年的布尔什维克应该紧紧地握手！’他握得那么疼，使我要叫出声来。然后又问：‘你宣过誓吗？’我点了点头，切娜又对我低声说：‘你不应该点头，应该答话，我哥哥看不见。’但是雅巴丘克并没有再问，又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你想当游击队员，不害怕森林吗？’我说，想去。‘明天你跟这个人去吧。他的话对你就是法律。明白吗？’我回答他说，明白了，他又握了握我的手，于是我就走了。切娜送我走，甚至到了街上才对我说，我应该在哪里同祖谢尔会面，还说了些其余的事情。”
“现在巴丘克在干什么，他名义上的职位是什么？”
“他是盲人劳动组合的主席。这是个做绳索的劳动组合。那儿用大麻和亚麻做缰绳和缆索；但那里不单是瞎子在工作。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他们的业务主任。这个劳动组合得到德寇司令部的许可，可以雇人。我知道那里有我们几个共青团员在当辅助工人。因为瞎子并不是一切都干得了的。巴丘克故意雇佣自己人……”
“怎样和德寇司令部交涉好的？再说巴丘克会说德语吗？”
“他会说德语。切娜也会说，而且写得也好。司令部订购过马具。但是巴丘克不会给他们把这批定货往好里做！”
“那把马具做声什么样呢？”
“什么样吗？他们可以把这些马具用硫酸给泡一下。当绳索干干的时候——没什么；但要是一淋了雨——就全部一下子完蛋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的……他很了解我。费多罗夫同志，请放心，我决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的。”
“噢，那么你们尼真的地下组织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的交谈者半天没有做声，也许聚精会神在默想给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做个总结吧。
大概经过一分钟以后才回答说：“费多罗夫同志，我认为您不应该问我这件事。即使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听来的。这件事当着游击队员是可以讲的，而当着我们地下工作者就不然。我知道有一架打字机，也许是两架，还知道有一架收音机，因为我所贴的传单都是苏联情报部的最新战报。我还知道，我们有个爆破组，最近还在尼真——基辅铁道区间炸毁了一列火车。我深信这件事是我们的弟兄们安排爆炸的；但是我不能正式向您报告。我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对吗？例如：舒拉·罗波杰茨基，我们的一个组员，我有一次问他这三天上哪儿去了。他回答说，如果我再问他一次，他就要告诉巴丘克了。他说，‘看你是初犯，给你……’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做是正确的。费多罗夫同志，您认为怎么样呢？”
“这么说，假如我还要问你什么，你也要打我耳光了？”
“不，说哪儿话，费多罗夫同志，您究竟是党的省委书记……”
我和伴随祖谢尔的小伙子的谈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于尼真组织的事儿，我从他那儿听到的还不很多。但是我马上就要上省支队去了。那时候雅可夫就会很详细地把一切告诉我。然而即使从我得到的片段报道中，也还给我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尼真的共青团地下组织是由一些认真而积极的人领导的。看来，巴丘克本人就是给非常杰出的人。
在伊雅琴支队的全体会议上，我宣读了雅可夫的信，并且讲了些关于巴丘克的事情。这件事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印象。有些支队的领导者，听到“瞎子雅可夫·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的话时，都觉得不很愉快。
那时候伊雅琴支队里造成的情况，跟许多支队里一样，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线。
焦急的不仅是雅可夫和他的尼真的同志。支队里还有一名红军战士，原是脱逃的战俘，他的名字或者译名（现在记不得了）叫戈洛德。他是个极嘈杂、性急、不顾死活的家伙。
“敬礼、煮粥和操练，咱们在这里胡搞些什么呀？”他叫嚷说。“就是死，也要死得热闹！我们既然自命为游击队，那么就让我们去拼个死活，闹个痛快！”
他是极端派的代表。这派人都是些渴望“自由”的小伙子。放荡不羁、勇敢大胆、不顾死活地袭击，然后吃喝玩乐——这就是他们想象的游击生活。他们已经听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两人曾参加过伪村长会议。戈洛德因此断定我也是这样放荡不羁的战线的信徒。
他跑来看我，埋怨指挥员和政委：“单是上操……”
相反的一个极端是：我们必须集聚力量、必须等候时机、必须继续学习、必须仔细地研究敌情，然后依循可能的条件实行袭击。信奉这种观点的一派，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带头人，却是不在少数。指挥部——塞乔夫和政委高尔巴提——采取了中间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机应变。于是内部的摩擦、争论和会议消耗了很多时间。
指挥部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向什么地方出击？在什么时候出击？哪里是敌人最大的弱点？哪些村庄的人民会坚强地支援游击队？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和农民们的联系已经建立好：几乎每一个居民点都有自己人，不过这些角色都是被动的。他们会得开门接待游击队的通信员，给他们吃饱，安置他们过夜；当然，也会告诉他们德寇已经在什么时候走过。但是这些人并不进行任何宣传鼓动的工作，就连真正的侦察工作也不干。
伊雅琴支队的领导方面还没有理解到这一区的游击队伍是庞大的地下军的一部分，必须每天和邻近的支队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必须使计划一致。
不错，这个支队从成立到现在，总共还只有两个月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