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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我看得见大部分的市区。一看屋顶上面，我发现远远的有几架飞机。而另一群黑色的飞机，从云背后突然出现了，这些德机几分钟以后便到了市空。我看着炸弹纷纷落下来，甚至能准确地确定炸弹的位置：最先被炸得飞到空中的是戏院，接着，轮到省民警局，邮局……我机械地继续吃着。轰炸机群飞过省委会大厦上空。爆炸声、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汇合成一片可怕的喧嚣……人们沿着街道乱跑，有人恐怖地叫着，我无法断定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
我离开办公室到防空洞去。轰炸的声音把我震呆了。有几位省委会的同事向我走来，我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好象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重担，正在我的两肩上压下来。
一位陌生人在灯光暗淡的走廊里拦住了我：“费多罗夫同志，我一早便在这里了。我是从区里来的……”
“您说吧。”
“我被党开除了，上述书已向省委提上来……现在战事发生了，费多罗夫同志，我怎么能在党外呢？……”
“但是您听到了空袭警报吧，要审理您的案子，我得把同志们叫来，查阅一下文件。同志们都在防空洞里……请您明天来吧。”
“明天就迟了。德寇正逼近我们的地区……”
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在极近的地方爆炸了，我们脚底下的地板都震动起来。
这阵轰炸对这位客人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加快了步子。他继续在我身旁走着。
“同志，您要明白，”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审查的。”
“是的，是的，”他忧郁地同意了，对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可是他的握力很有劲。我真后悔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防空洞里消磨了一整夜。德机来了十二次。我消极地坐着，传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真是一件屈辱的事情。
到早晨，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我可回省委会来了。
一股一股的黑烟垂在屋顶上面，火舌冲向天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大火。救火员想扑灭各处的火焰，但是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火源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已经无法跟烈火作斗争了。
这个时候，留在切尔尼多夫的总共不过几百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疏散了。
德寇指挥部不是不知道这市里既没有军事机关，也没有军事目标。但德寇的飞行员仍然在摧毁每一座显然可见的建筑物，追击他们视界以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遵照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纲领来行动。
在空袭的间歇期间，我决定坐汽车去巡视市区。
我们沿着谢甫琴科大街驶去。每隔三四家房子，便有火焰从窗户里窜出来。一匹跛脚马向我们劈面冲来。司机不得不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要不然这头疯狂的牲口要撞在汽车上了。
在我们后面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道墙倒坍下来。几根燃烧着的横梁拦住了那匹马。
一个戴毡帽、戴眼镜的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爬着。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没有回答。
司机把车停下，我又叫他：“同志！”
这时候他爬起来了，用失神的眼睛对我瞅了瞅，然后冲进一幢房子的大门。追他也没有意思。
我们驶进了古比雪夫广场。这里大部分的房屋都在燃烧，有些早已倒坍，甚至在广场的中央，都感到灼热。
广场中央有一个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张开了两臂站在那里。他的脸部已给烟灰薰黑了。我招呼了他一声。
他没有发觉我。我再交换他，仍然没有引起反映。司机把汽车开到了他的身边，我拉住了这位同志的一只胳膊。他服从地爬近了汽车，然而好久以后，他还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我告诉他，我们怎样把他拉上车的，他耸了耸肩膀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