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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信任地站住了。我把步枪从地面上捡了起来。
“到这儿来，”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手电筒来照了一下……原来是一个穿着棉袄、戴着棉帽的姑娘。她顶多不过十六岁，一双受了惊吓的眼睛瞧着我这边，面颊上还带着泪珠。
这时候我拿手电筒照了照自己的脸：“认识吗？”
“是费多罗夫同志吗？”
“正是他。你在这儿做什么？”
“站岗，司令员同志。”她喃喃地说。
“为什么要哭呢？”
“费多罗夫同志，我没有哭，我没有什么，”接着开始哭得更厉害了。“哦，司令员同志，请您原谅我。我不行，太怕黑暗了。而且我怕孤单。”
“你不是在守卫营地吗？”
“是的。”
“呶，收回你的武器，咱们走。”
本来应该把这名哨兵好好地斥骂一顿；可是这个姑娘有几分象我自己的大女儿尼娜。我想起尼娜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铺满雪花的森林里过夜……
“你叫什么？”我问。
“瓦利亚。”
“司令员问话的时候，应该说出姓来。”
“司令员同志，我知道。这不知怎么搞的……普罗岑柯·瓦列齐娜……是第一分队的护士。”
“多大年纪？”
“一九二五年生的。”
噢，真的，和我的尼娜同年……
当我把她带到司令部，并把这件事告诉波布特连科时，他便把格罗明科叫来问话，怎么在这样重要的哨岗上派一个小孩子。
分队长惊奇地答道：“普罗岑柯是我们认为出色的战士。她没有受过处分。是个优等射击手。”
“得了，您去吧。以后要保证这个哨岗上有可靠的人……”
格罗明科转过身走了。但是瓦利亚继续站在那儿。
“你还有什么事吗？”波布特连科问。
“指挥员同志，您处分我吧，可是请您别把处分的原因告诉战士们。”
但是这件事没有遮盖得住。不知是分队长讲的，还是瓦利亚本人忍不住跟自己的朋友们讲的。队伍里很久以后还记起瓦利亚怎样“保卫”营地。当然，想起时总是哈哈大笑。
过了几个月，瓦利亚大大地改变了，在战斗中壮大成人了。她自己想起这件事也忍不住要笑。
在那一年，我们千百万孩子的童年都提前结束了。祖国也需要他们的力量。
夜里，尔凡诺夫草拟了命令；我们没有立刻签署，决定等待比沙拉勃。他答应在早上九点钟来的。但现在已经十点钟了。波布特连科想起了，一个月前曾请指挥员们把党员的名册送来，大家都送来了，只有比沙拉勃一处不愿意。他并未拒绝，只是一味拖拉。当波布特连科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严厉地要求他执行指令时，比沙拉勃发牢骚说，不让他安静一下。他在森林里都自己作不得主……
我们并不特别需要比沙拉勃的同意。我们不是为了民主才等待他的决定的。我们一方面了解他心里不服，一方面却想知道他究竟不服到了何等程度。为什么不到时候就运用强制手段呢？说不定这个人会回心转意，会明白自己在不走正路吧。
到了十一点钟，我断定比沙拉勃不会来了，便吩咐预备一匹马，同政治委员和一小队战士一起出发。
“好吧，弟兄们，咱们要去镇压镇压这位侯爷啦！”我打趣说。
在比沙拉勃营地进口处的岗哨，因为是认识的，便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后来了解，比沙拉勃有过指示：要拦阻从省支队来的一切人。假如纠缠不过，便放警报。然而比沙拉勃大概没有想到我会亲自去。哨兵是列依明塔罗夫卡的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看见我，便承认了老相识——省委书记。他脸上浮现着微笑，甚至想站在阵地中举手敬礼。所有没有警报，我们便进入营地，而且发现它处在和平宁静、萎靡不振的状态中。
这是个富裕而宁静的庄园。延伸在树与树之间的绳子上，晒晾着洗涤的衣物：衬衫呀、包脚布呀，甚至还有被单。在另一边，树枝上挂着整条的牛羊肉。一个年青小伙子坐在地上分割一头刚刚宰好的野猪。鲜肉比省支队的多。然而我们的人数却多出两倍，再说我们的经济管理员卡普拉诺夫也是个精通业务的专家。
炊烟在厨房上空缭绕着，送来了那股香味，弄得我的副官斜着眼睛望那个方向，尽舔嘴唇。
我们骑着马走到厨房跟前。厨房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地下室。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堆油腻腻的肉饼。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和两名炊事员在那里忙着料理。其中有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叫琳诺契卡。她认识我，装出骄傲的姿态。
“你们日子过得挺不错啊！”我指了指饼子说。
“很好，不象你们。”琳诺契卡嘻皮笑脸地回答。
“瞧，比沙拉勃把你们训练成这副样子！好吧，我们要到他那里作客去。他住在哪里？”
琳诺契卡指了指比沙拉勃的地下室，但是在我们背后喊道：“你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比沙拉勃的地下室的门口，我们遇见了比沙拉勃的副指挥员斯捷潘·奥斯塔纳。他皱着眉头打量我，点了点头来回答我的问候，但是仍让我们走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脏得一团糟，碎纸混杂着面包片和切开的马铃薯撒得满桌子。地上狼籍着烟头。长凳和矮凳横七竖八地摆着。显然，昨夜有人坐在这里开过会，所以一切才摊得这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准备要迎接“来宾”。
“首长”本人睡在印花布幕的后面。我们的来到已经把他惊醒了。
奥斯塔纳认为有说明的必要：“我们昨晚睡迟了。”
一个妇人的声音从布幕背后接应说：“你不用解释，你又不在民警局里。”
比沙拉勃从布背后走了出来，对我们的问候咕哝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
又有指挥员的两个亲近的人——杨·波良斯基和什科利雅尔走进了地下室。他们装出挑衅的姿态。
没有等主人们的邀请，我便在长凳上坐下来，问道：“比沙拉勃同志，你们通过了怎样的决议呀？我们等了您一早晨。了解你们考虑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比沙拉勃默不作声，喘着气，连脸也不回过来。
“我在向您请教呀，比沙拉勃同志。您以为我们是来做媒的吗？”
他的老婆代他回答道：“谁叫你们来的？走就是，我们决不留你们。”
“比沙拉勃同志，她是您的代表吗？”
“是的，代表。与您什么相干？”
我忍耐不住了，说了几句严正的话。她尖叫了一声，跑出地下室去了。
比沙拉勃慢条斯理地撩起军装上衣，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手枪。我不得不从他手里把手枪打落。比沙拉勃装模作样地大笑起来。然后坐了下去。
“我是在开玩笑，”他说，然后又认真地说：“好，啊哼－呃，侵占人家的光荣。”
“您有什么光荣？坐吃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雅列明科同志，”我对政委说，“趁我在这里和首长谈话的时候，请您把支队的全体人员召集起来。”
比沙拉勃吃了一惊，不过没有哼声。
“好，让我们来谈谈您的声名吧。”我重复说，这时雅列明科走出去了。
然而我却懂得比沙拉勃要说的话。
省支队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多大成就，但毕竟有时侯在大道上还可以听到爆炸声。忽儿桥梁倒塌了，忽儿德国卡车碰上地雷给炸毁了，忽儿听得一个卖国贼村长无影无踪地不见了，忽儿一小队德寇脑浆迸裂横在田野里。
附近各村的老乡们都知道，比沙拉勃遵照党的区委的指示，早在德寇到来以前便组织队伍。他支队里全是本地人，常跟亲友来往。于是居民把森林中的这些支队和小队的全部活动都认为比沙拉勃的功劳。
“开诚布公地说吧，不必不好意思，”我吸引比沙拉勃的回答。
“我在一八七师的侧翼作过战……我，啊哼－呃，有统帅部的奖状……”
这时，雅列明科已经召集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员，排列在指挥部地下室的旁边。
我们走了出去。我命令奥斯塔纳、什科利雅尔和比沙拉勃本人也站在队伍旁边。
“同志们，从今以后，”我说，“所有驻扎在这个森林里的游击队合并成一队了。这是党省委和省司令部的决策。这是生活所要求的。有什么意见想提吗？”
比沙拉勃向前移动了一下。
“慢着，我们早就和您谈够了。我们知道您的意见。”
什科利雅尔、波良斯基，还有一个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的同志发言了。他们全都象照着夹带似地说，合并必遭灭亡；粮食快要耗尽，转眼就要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各支队一合并，就要失去游击队的主要的优越性——机动性和隐藏的可能性。
波良斯基说得最卑鄙：“这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我们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我们一切都明白。省委需要潜伏，需要警卫队。他们自己的人手不够，而且又都是城里人，我怕他们在三棵松树的林子里就会迷了路……他们想要踏在别人的背上登天。”
我不得不终止了这个集会。雅列明科对游击队员们阐明了合并的目的，提醒战士们注意游击队的纪律和党的纪律。
我在队伍前宣读了命令：“从今天起，由党区委发起建立的区支队并入联合游击队，并且从此改称为第三分队。我任命比沙拉勃为指挥员，格列契科为政治指导员；波良斯基免职，听候游击司令部处理。”
集合到此结束了。我命令比沙拉勃明天出席做个报告；把波良斯基带在身边。
我把手枪还给了比沙拉勃，但在交还以前，解说了一番：游击队员领的武器是为了祖国而跟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