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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类似的壮丽的不仅仅他一个人。关于切尔尼多夫戏剧演员瓦夏·克诺华诺夫的事，我上面曾经提起过一笔。他现在还活着；仗打得很好，受过奖，但最初……有一次夜里，他和一批演员来到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请求吸收他们加入正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我把他编进了名册，他当夜就领到了步枪，就这样带着步枪回家告别。后来他自己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说：“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豪壮的，怀着这种心情去打仗才好哩。然而应该躺下睡觉了。我带着枪上床躺下了。”
许多青年人是这样幻想地领会自己加入游击队的。当那时本来应该对这些年青人指出战争的艰劳，应该教会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在这些大家难过的日子里，我和格罗明科有过一次倾心的谈话。
他已“休假”回来。在和指挥员们会议之后，我才让他离开的。他带着游击队的礼物到他妻子那里去。我们给了他一些蜂蜜、奶油、冰糖和糕饼；还给了他一百发子弹、两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
格罗明科去了五天。往返得四天，在妻子那里总共只待了一夜和大半个早晨。
他简短地报告说：“第一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已经假满归队，一切都好，准许我到职工作吗？”
两小时以后，我在第一分队的战士们中间又看见他。他让战士们坐成一个圈儿，正在热心地讲着什么。我也坐下来旁听。
格罗明科对我说，他在作政治讲话，然后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每个人应该重新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一生……”
“他打算讲些什么啊？”我暗忖着。“跟战士们谈哲学问题干么？”但是我没有开口，接着听下去。特别是因为从战士们的脸部表情看来，格罗明科的谈话使他们感到津津有味。
“不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但我们现在全都在考虑许多问题。事实上，怎能不考虑呢？我们正常的生活已经中断，家庭已经分散；我们准备了多年的专业，现在已经不需要。无论如何总得到胜利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很多人都这样。我听到马尔提纽克同志讲起自己的一个梦：好象他女儿跑来要他抚爱，她一面哭，一面紧贴着他。马尔提纽克同志醒来了，发觉正在抚摸着自己棉袄的一只袖子，而那支袖子给眼泪沾湿了。马尔提纽克同志，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战前是干什么的？”
马尔提纽克生得短小结实，留着铁青的小胡子，从他坐着的圆木头上站了起来，眨了眨眼说：“有过这件事。”
“我请您报自己的年纪和职业。您不必着慌。我并不是为了您梦见女儿而责备您。我自己也梦见过过去的事情。您瞧，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不是梦见拌种，便是修剪苹果树，或者……”
“昨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突然打断了分队指挥员的话，“我梦见对德国队踢了一场足球。足球就象是个地雷——会得爆炸。老实话……”
大家都笑了，马尔提纽克也微微一笑，接着说：“指挥员同志，我今天四十四岁。我的专业是铸铁翻砂工人。请大家原谅，我把梦告诉了别人，把他们的心搅乱了。我一定要回顾一下生平，请其他的人也这么做。我们的女儿是在我已经三十八岁、我的老婆三十四岁上生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一颗德国炸弹把她炸死了……准许我坐下吗？”
我站起身来走开了，没有和格罗明科说什么，也没有打断他的谈话。虽然我认为他搅乱自己战士的神经是毫无益处的。
那天晚上，他凑着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跑来看我。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恳求说：“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并且象跟老同志那样和您谈谈？我觉得您对于我今天早晨进行的谈话不大喜欢。”
“走吧，格罗明科同志，让我们到林子里去散一会儿步吧。”我向他提议说。
他欣然同意了。我们走到离开营地大约二百公尺的地方，在树墩上坐了下来。
下面便是他告诉我的话：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是个农艺家，这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个庄稼汉，是农民的血统，受农民的教育。总而言之，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我想，我不能不思考。当我在种子检验所工作的时候，我不仅把种子了解成面包，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了解到种子就是人民的劳动。米丘林的想法是要使小麦变成多年生的植物，假使不能使小麦或谷类变成这样，那么也许会在它们旁边栽培面包坚果的……我十分了解这种思想。这就是我的理想。”
“实际上，我要和您谈谈其他的事情。我要叙述一下关于到我妻子那里去的旅行……但我不能没有一个开场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觉得，只有深入钻研职业上的知识，才可能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忠诚老师，我工作，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了事业。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不仅认为，而且确实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一切都好。
我记得，斯大林同志共青团员伊凡诺伏的复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不仅第一次相当，并且感觉到，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一定要起来反对我们。但您可以体会这点。我想了一想，就依然生活下去了。甚至于用我在工作并且用工作本身，就是说，巩固国家，来宽恕自己对未来的斗争的冷淡态度。我没想象自己会做个军人，也没准备打仗，这就是我的情况。
我志愿参加了游击队。这您也知道。于是我们就落在森林里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究竟不能说在未来以前我们一无成就吧。雅列明科同志的确是热心地安排印刷厂的。小伙子们英勇地从科留可夫卡把铅字偷了出来。从开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行为。而且这种英雄主义是诚实的。
巴拉贝在一次对十个德寇的搏斗中几乎牺牲。巴利茨基冒充是小学教师，手无寸铁地到德寇占领下的村子里去，一面宣传，号召老乡们起来反抗，一面为我们嵬集情报。波布特连科……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员，不如说是全民的仇恨心的表现。他热血沸腾，要不是为了对支队、对人们的生命的责任感，我相信他一定会不加思索地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但这已是对指挥员的批评，这个题目，我不想再说下去。咱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我的事吧。
为什么要隐瞒呢？我开始感到我们游击队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不，我不是缺乏胆量，或者恐惧畏缩，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怎么说才好呢，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就象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里的神甫，您记得吧，他喝得醉醺醺地爬上机车，碰了一下操纵杆，就飞也似地开起来了。他既不能驾驶，也不会煞车，又害怕跳下来。
再说我和老婆的事吧。我没有能把她疏散。说实话，她已经快要分娩，在那种情况之下不能长途旅行了。她很生气，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居然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她虽然生了气，但毕竟懂得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为了免得我顾虑，她突然收拾收拾动身到村子里去了。我不知道她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的种种胡思乱想上面又加上一种暧昧的痛苦。
格罗明科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懒得听下去。
我们抽着烟，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我离开您的时候，我们商量好，我决不对那个村子里的任何人暴露身份。您记得吧，您曾经禁止我进行鼓动。那是正确的。要开始这种工作，你首先必须四面观望，认清人们。我不想把往返的情形告诉您了。我比较顺利地到了那边。不错，有过小小的互射，但这算不了什么。
我认得我老婆可能住的房子。我从小就熟悉这个村子，那里的人全都叫我的名字。我在暗中轻手轻脚地打从菜园走向那座房子，我相信谁也没发觉我。夫妻重逢，流着泪拥抱在一起。小孩子已经生了一个月零三天了。大家认为他生得‘和爸爸一模一样’。游击队的礼物送得合时。可是我的老婆大概暂时还没挨饿。她有一些存粮……我们悲喜悦交集，谈着彼此的遭遇。但是，您要注意，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一直是低声交谈。
最初，小孩子是睡着的。我想，我们不要吵醒他。但是他醒了，老婆照旧继续谈着。此外，她急忙整理床铺。我高声说了一两句话，她对我摇摇手，立刻吹熄了灯。
我问：‘怎么回事呀？’她回答我说：‘你听听，再看看窗外吧，外面漆黑一片，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人都在害怕呢。’‘可是村里并没有德国人啊。’‘德国人没有，有的是自己的混蛋，所有的败类都聚在一块儿了。’她才把这几句话说出口，沿着街道有一群醉鬼尖声叫着骑着马过去了。他们骂着爹娘、又威胁着什么人。
这是些什么人呢？我的老婆一开始数说着哪些人在乡间过着老爷生活，我立刻就火起来了。噢，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想象一下吧，我们那里有个伊凡·德罗勃内依，真是个浮尸、恶丐和醉鬼。大家已经不记得他父亲有个时候当过地主的狗腿子。在这里逛来逛去的就是这个半疯半癫的德罗勃内依。哦，他是最下流的酒鬼，当他酒后头痛，并且一文不名的时候，就会在任何人面前跪下来，求讨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现在大家倒怕起他来了。
沙尼科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里头，在切尔尼多夫发达起来，开了一家皮革厂。最近一个时期，他不知是乐器厂还是省工业委员会的会计员，我记不确实了。我在城里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那么低声下气。”
我打断了格罗明科的话：“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惊奇？难道你想德寇会派你我管理乡村事务吗？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