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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这几天是怎样的定价？”
“这得看什么事情。瞧，比如说，倘使在粮食仓库值一次班，是一把黄花烟或者两大片面包；要是在厨房里削马铃薯，代价就要小些。”
“难道人们的面包不够吃吗？你往那里去拿多余的面包呢？”
“不错，你要知道，就我个人来说是足够了。我是在这儿游击队里才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而且吃得也不多……”
“自然，你既然工作做得少，吃也就吃得少了。”
“这只有一部分对。不过需要面包的，主要是那些受过包围的或是脱逃的战俘的新队员。他们在森林里流浪的时候，饿够了……噢，这些人简直可怜。老实话，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
当这位同志挨了骂、受了处分的时候，他抱怨了。
我不打算引证所有违反纪律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不太多。可是，那时我们的人数也不多。这些人也都很好，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并且大多数游击队员是在德寇入侵以前报名入队的。就拿这一点来讲，便表明这些人是诚心诚意来打仗的。我们省支队的人员大都是产业工人，党、团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忠实与苏维埃的制度的人。后来支队又补充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不能自夸问心无愧的人。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鲜血来洗掉自己对祖国的罪过。
在那段组织时期中，我们的毛病，我可以说，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些毛病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战争期限的观念极端模糊，并且脱离群众。是的，我们毫无疑义是脱离群众的。支队已经在森林里呆了大约三个月，游击队员们却很少和居民来往，不论是沦陷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或是利益，他们都知道得很少。
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能使我们遭致灭亡。省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使人们把游击斗争看作是长时期的斗争。红军转入攻势和肃清本省的德寇愈快愈好。暂时应该停止关于战事期限的谈话，不去难过，不去想到怎样坚持下去，而要行动起来。
省委给了司令部一个指示：准备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进攻战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组织的全部质量的考验。
按照省委会的任务，我们派了一小组同志在萨凡基村。这个小组必须一方面执行省委的决议，一方面同居民们发生联系，进行鼓动群众的工作。
我也去了。这是我在沦陷的情况下初次参加的农民集会。也许因此我才记得这么清楚吧。后来我常常有机会出席类似的农民集会作报告；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算是新的。
我的同伴们也对我说过，他们有一种半信半疑，甚至忐忑不安的古怪感觉。危险吗？不是，我们知道附近没有大股敌军。情况已经预先侦察过了。我们的人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萨凡基的积极分子——曾经事先通知老乡们四面布置了步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焦急不安。
自然，使我们不安的，是情况的特殊和新奇。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们呢？怎样举行这种集会呢？就是组织上的一些问题也不清楚。比方说，该不该使这样的集会隆重举行呢？要不要主席团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主张隆重一点，说这是加强印象。
更重要的是应该正确地规定主要日程。在战前，每一次会议都是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呀；总结工作队和工作组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呀，集体农庄管理部的报告呀，承购公债呀……议事日程，多得很，甚至如果到了一位作国际局势报告的演讲人，集体农庄庄员们也预先知道演讲的内容，准备一些问题。
而我们这次来，可以说是为了进行一般的访问：大家认识一下，交换些消息，了解一下老乡们的心情。不待说，那天的一些主要问题是对侵略者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和支援游击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对萨凡基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
我们骑马到了一所小学校。大厅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红台布，桌子上方挂着一幅斯大林的画像。两盏油灯暗淡地照着屋子。组织者们尽赔不是：“到处找不到火油，只得把牛油加在油灯里了。”
人们没有一下子集合，三三两两地走进来。有些人认为必须装作看见灯光偶然走进来的。相反地，另一些人却带着故意引人注目的决心走了进来：坚定地迈着步子，直望着前方，不必要地高声说着话。
姑娘们和大娘们在入口处 不前地站了好一阵，叽叽咕咕，偷眼往里瞧。叫她们进来，她们却回绝了。到后来，会开得正紧张时，她们才完全悄悄地走了进来。
我们的政委雅列明科讲话了：“现在我请游击队司令员兼地下省委书记讲话……因为秘密活动的缘故，我不讲出名字了，换句话说，这是机密……”
我站了起来，想开始讲话，但是大厅里却不知怎的发出了哧哧一笑，接着又是一声。有些人简直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干么呀？
“啊，原来是费多罗夫！”
“对，正是费多罗夫。”
“这是什么秘密呀？这是费多罗夫！”有人在后排喊了一声。
雅列明科皱着眉头，我却笑出了声，而且顿时对这些人发生了亲切温暖之感。也许正因为是在此时、此地吧，可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得平凡而真诚了。
我简要地说明了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作战，为什么作战。我传达了最近的苏联情报部通报的内容。他们十分出神地听着。
我一讲完，雅列明科便向出席的人们问道：“有问题吗？”
第一个喊了一声的是一个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的年青小伙子：“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独自去参加普里蒲特尼的伪村长会议的？”
“但是，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件事不仅我一个人知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呢。听说您把伪市长本人和五个伪警都打死了。”
关于游击队功绩的故事，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得惊人的迅速。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普里蒲特尼村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传开了，人们的传说给夸大了。
“不，”我说。“我们先不谈这些。”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支持我的意见：“难道费多罗夫同志是个演员，一定要讲给你听吗？”
“咱们不是到这里来聊天！”
“最好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不参加游击队……”
小伙子们开始“嘘”了。
他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然后大家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我回答起来都感到吃力。有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里包含了农民的一切期望和思想，而且提出来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诚心诚意的。我懂得他们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提出的。
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说，对于美国呢？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们，还是另外怀着鬼胎呢？日本会不会在远东对我们使用压力呢？”
“你瞧，西多尔·卢基看得多远哇！”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开玩笑地说道。
“不，这是正经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别打搅，费多罗夫同志会解释的。”
“再说我们那边还有飞机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在开工吗？”
“费多罗夫同志，还请您再记上一个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撤退，还是一般的逃跑呢？”
突然，一声尖细的童音冲破了不清晰的男子嗓音的嗡嗡声：“首长伯伯，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今天十一岁，刚进三年纪。我们要进德国小学读书呢，还是跟在父亲们和游击队员们身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小孩子好象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谈起了本村的生活问题。大家更挨近灯光，谈话也开始说得更轻了，仿佛是一些秘密会社的会员在开会。
一个有胡须的、结实的老汉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道：“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假定说，明天德寇来了，不是扫荡队便是食品采办队……而这些德寇中间就有一个指定要住在我家里。他知道我是个行为平和的人，根本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无非是个和平的老庄稼汉……”
“斯捷潘，你快些说吧。”
“别忙。这样一来，司令员同志，他待在我家里过夜，而且可能是两个。那么您给我一些毒药或者炸药，或是干脆让我趁他们做梦时拿斧头去劈吗？”
我微微一笑，可以急忙忍住了。他的同村人都认为老汉的问题十分重大，而且希望得到认真的答复。
“那得看情况来决定，”雅列明科答道。
但是这个回答没有使到会的人满意，视线都转到我身上来了。我不得不动动脑筋。
“炸药，说得正确些就是甲苯，我们不想把它给您去炸死两个德国鬼子。这东西我们没有多少。毒药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毒死，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可是要对付这样凶恶的敌人是任何武器都可利用的。首先，我们邀请每一个认真想要和敌人作战的人加入支队。其次，你们能在这里当场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援：供给当前侦察的情报，在必要时掩护我们的通信员……如果我们必须在你们的村里消灭德寇的卫戌部队或者扫荡队……那么，希望你们会把斧头和石头通通应用起来。怎么样，同志们，你们会支持我们吗？”
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