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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是逐一地而是集体地决定了。我们的理事会现在还存在，集体农庄的粮食也还在。您不必担心，它已经安全地埋藏了。一个地窖里的是我们劳动日的报酬；另一个地窖里的是国家的粮食，我们应当按照供应方式把它缴出的，但是交给谁呢？你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们来收取呢，还是我们运去呢？德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马匹都抢走了……”
“粮食应该分给居民。”
“那我们清楚。我说的不是那种酬劳劳动日的粮食，我是说国家和红军应分获得的公粮。昨天我们理事会决定了这么办。今年的收成很好，每一个人用劳动日换取的粮食应该很多，把它卖给德寇吗？……这不是秘密，有些毫无心肝的人只要搞得到钱，卖给谁都可以。不过德寇是不会出钱买的。他们懂得自己的办法：拿冲锋枪冲着你的胸膛说：‘拿出来’，甚至会把我们的工资也夺去的。我们向哪里分发公粮呢？……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谁是我们的政府，谁是我们的国家，谁是我们的红军？很明显的，是游击队。这就是说，应该上缴国家的粮食是属于游击队的。”
“你们不可惜粮食吗？”
“不，这种粮食只是妨碍我们：它吸引德寇。一有人向他们报告，说是有人藏着余粮，敌人马上就会开来的。”
这当然是对的。思想的发展也合乎逻辑，这种逻辑也是纯粹苏维埃的。虽然如此，一切都很清楚，劳动组合的管理处已为我们的来到这里准备了礼品。一种很宝贵的礼品。
我们贮藏的粮食早晚是要用完的，有些支队里已经用完了。现在产生了一个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到哪里拿粮食呢？当然，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德寇的仓库和辎重队；但是需要时常会逼着我们向居民呼援。对农民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好，使这种援助具有合法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萨凡基农民的礼物特别使人高兴的是，它揭示了苏维埃农民的新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的品质。”
“我们不拒绝。”雅列明科说。“谢谢你们，怎样把粮食转交给我们，或是代游击队保管，我们会特别通知你们。但是你们应该把它保藏好，以便有了德寇袭击的危险时能够立刻把它烧掉。”
这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问题，都是你传达不出来的。
只有一个人想要干阴险的勾当。他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家伙，瘦骨嶙嶒，衣衫褴褛，目光敏锐，但并不老实。他用听来象是很友善的声音问道：“请问您是不是乌克兰人？”
“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当作是乌克兰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你所谓‘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什么。”他支吾地回答，并且掩着嘴假装打呵欠。
“不，请您说下去。既然你开了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来说吧。”
这时，那个曾经问提美国问题的外貌阴郁的农民，看来年龄跟这个人相仿，转过身去恶狠狠地叫道：“说呀，说呀，你坦白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干么掩饰？”
老家伙没有不好意思。他眯着眼时而瞅瞅我，时而瞅瞅那个同年人，时而又转向全体到会的人，慢吞吞地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看法。整个乌克兰落到德国人手里没有？全丢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想起党呢？你们放弃了乌克兰，就继续逃跑吧。我们自己来对付德国人，否则……”
“……就妥协！”老汉接着喊了一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高兴妥协。瞧，好一个爱国分子。他在替整个乌克兰说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犹大血统的东西：你想的不是乌克兰而是钱。你打从年青时起就想做富农。现在还是想做。你需要的是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和十几个雇农。但是你却谈乌克兰……”他突然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你别老是触我的腰眼，我不怕他。要是他来反对集体农庄，投到德寇那边去，那我们就赶快把他吊死在树枝上。”
“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