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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的，多大年纪，父母是谁——齐莫菲回答得很痛快。
“现在，”诺维科夫作结论道，“你坦白说吧，你到这里来干么？”
这时，齐莫菲又大哭起来。
“你要把奶妈叫来，是不是？”
“你们把我收容了，当名游击队员。我不能再在德国人那里待下去了。”
“你心上总有点什么过不去吧，齐莫菲老弟。老老实实说吧，你当过伪警没有？”
诺维科夫的洞察力使齐莫菲大吃一惊。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喃喃地说：“我有罪，你们打吧。我打过人，你们也打我吧。”
“是首长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来的。”
他指天誓日地说是被迫去当伪警的。他没有害过什么人，只是上上操、擦擦枪罢了。
“昨天首长召唤了我，派我到棚子里去。有五、六个德国人站在那里。瓦西里·科楚拉被皮带绑在长凳上。瓦西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的知己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铁匠。我一看，他的脸给打得一塌糊涂，鼻子正淌血呢。我真对他可怜起来……”
“这么说，你这小伙子倒是个挺有同情心的人哪？”
“首长同志，我最不喜欢打架。我们村里孩子们一抓住要打，我总是把他们拉开。大娘们也肯请我：齐莫菲，你去吧，那堆醉鬼们在扭打呢，你去拆拆开吧。”
“那么德国人叫你去干么？”
“我一走进那间棚子，德国头目就吩咐伪村长说：‘把老乡们叫来。’老乡们集合的时候，他指着我用本国话对其他的德国人叽里咕噜了几句，然后叫我把皮背心脱下，把我的一只袖子卷起，接着拿一根鞭子塞在我那卷起袖子的手里，叫道：‘抽！’”
“而你这个狗东西就抽打自己的朋友啦！”
“啊，叔叔，您听我说吧，”齐莫菲的声音又颤抖起来。“我对那个德国人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打他……’这么着那个德国人就拿手枪指着我的脸。”
“于是你打了？”
“唉，我怎能不打？他拿手枪指着我的脸，一面还跺着两只脚。他骂得我简直昏天黑地。我一面打，一面哭，我真可怜瓦西里。”
“你究竟为什么打他？为什么罪行打他？”
“不知道，伪村长宣布过的，可是我太慌乱了，没有听明白。”
诺维科夫把他带来见我：“阿列可赛·费多罗维奇，您来决定把这个家伙怎么办吧。”
后来有不少悔悟的伪警到游击队里来。齐莫菲是第一个。他的激动和眼泪虽然幼稚，而且有点儿愚蠢，但是真诚的。他把全部的经历对我从头重说了一遍。
“那么，”我说，“你把自己打过的朋友怎样呢，丢在那边吗？”
“不，叔叔。我随身把他带走了。”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呢？”
“在树林里，他累坏了。他说：‘把我放下来吧，齐莫菲，我要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暂且上游击队去吧。’我驮着他走了大约一公里。他叫道：‘我痛得厉害，放下吧！’”
“他受伤了，是吗？”
“不。那是因为我把他打得太厉害了……”
他注意到我们表示不赞成的目光，急忙解释道：“德国人一直用手枪指着我的脸。他要求：‘结结实实地打！’叔叔，我尽可能轻轻地打。但是我的手太重了。”
我给科楚拉派了一副担架。他真的躺在一棵矮树下面在呻吟。他给送来了，我们的看护长在他的伤痕上敷上了压定布。后来科楚拉讲述了全部经过情形。原来是他不顾禁令，在天黑以后拉手风琴。伪警长便下令鞭打他。
后来我们问瓦西里，他对齐莫菲有什么意见。
“齐莫菲是个不害人的小伙子。要是他不来打我，他们就会鞭打他，而且可能被枪毙。”
一个月以后，这个“不害人”的小伙子有了打死三个德寇的光荣记录。此外，他还带来了两条“舌头”。猎取“舌头”成了他的游击专业。齐莫菲和瓦西里总是一起出去侦察和猎取“舌头”。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一个老相识来了。
有一天黎明，在营地境域内扣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人们问她到森林里来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找丈夫来了。
“你丈夫是谁，姓什么？”
“我丈夫是个领导人，”她答道。“他和奥尔洛夫同志本人是朋友。”
“你说哪一个奥尔洛夫啊，”哨所上的弟兄们问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洛夫。”
“嗳，就是奥尔连柯。”
弟兄们认为这个谁都不知道的女人，消息居然这样灵通，是形迹可疑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连柯。你说说明白，到底是找谁？你丈夫姓什么？”
“哦，”她答道，“你们这样装聋作哑干么呀？我是找费多罗夫。他也知道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党员，被保密的人。他在党里的诨名是‘谢列依’。”
弟兄们在哨所上商量了一下，认为就这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是不行的。他们决定预先搜查一下，叫她把短大衣脱下来。她不愿意。
小伙子们对她吆喝了，她的口才也伶俐机智、无隙可寻，回答得终于使弟兄们冒火了，动手动脚剥她的短大衣。
她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森林：“救命啊，好人那，他们在抢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了结的。但是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离哨所不远的地方，一听得叫喊声，就上哨所去了。
这个个子高高的、精疲力竭的女人向我奔来，高兴地好象见了亲人似的。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亲爱的，是您吗？啊呦，您变得这样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啦！可见人们说得不错，说您在这儿当了首脑，这么说，游击队有力量是真的喽？……”
“慢着，您安静一下。我可认不得……”
“我就是库尔科呀，马利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在列夫基时您到我家来，还把我丈夫给带走了，您记不得了？‘
她比那时变得使人吃惊：脸色如土，双手瘦削，只有两只眼睛还象从前一样闪着凶光。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脚上穿的是一双极大的男式毡靴。
弟兄们把短大衣交还了她。
她急忙穿上，又跟我说：“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有话跟您说。”
在我的地下室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在火炉边烤暖了身子，又一下子喝了半玻璃杯酒，就向我提出那样出色的要求：“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叫我丈夫回去吧。孩子们没有爸爸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老是哭。我们没有东西吃，东西全给伪警和那些该死的混蛋们抢光了。我和孩子们离开了列夫基，简单说来是逃跑的。我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讨块面包……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可怜可怜吧，要知道我有四个孩子呢。”
这可把我嚇住了。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本来想说说笑笑就把她赶走的。特别是我还没有忘记她丈夫給她做的鉴定：“这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被好奇心吸引住了。我想知道她的生活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她把丈夫当时留给她的东西都藏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烦：“她这种人干什么都不择手段的。只要保住财物，并且如果能够添增财物的话，不论伪村长也好，德寇也好，她都会为她们服务的。”
“你说‘回去’是什么意思？”我镇静地回答道。“您又不是糊涂的女人，您自己懂得：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在履行自己的天职。谁也没有强迫地拖他走。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是因为他的信仰是这样的，在党和祖国面前的天职是这样的。”
“他是自己跟您走的，这一点我知道。他象个孩子，不懂事。战前他也是这样：区委叫他去——到社会保证处去工作，他就去。在社会保证处倒还不错。后来把他塞进户籍登记处，他也顺从，领导户籍登记处有一年，工资很低，而好处呢——只是喝喝喜酒罢了。”
德鲁日宁不知道有什么事到地下室里来了。他是认识库尔科的，当时我也对他谈起过关于在列夫基的遭遇。马里亚·彼特罗伏娜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跟他握手问好。
我请她吃了些东西。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在她面前端上一碗饭，上面还放了一块肉，而且不惜切了一大块面包，又端上一大罐食盐，随她拿，可是这时候她的脸扭歪了，放声大哭起来。
“啊呦，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一面擦着脸颊上的眼泪，“您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可没有这样体谅您。那时我的想法不同，我追求的不是这个。”
“吃吧，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德鲁日宁说。“吃吧，别忙，过后我们再详细谈谈自己的生活吧。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
她吃了点儿，接着就开始讲了：“当您那天夜里不见以后，我的库尔科也跟着您抽身了，我冲出去想追上他，但是天太黑了，没有找到。我认定：不要紧，他会回来的。他当真回来了。您想他怎么着？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的话把他说动了，又跑掉了。一天不回来，两天也不回来。这时候德寇打进列夫基来了。我家住下了一个德寇军官。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可把我嚇坏了！我心里想，要是他知道我丈夫是个共产党员，那怎么办呢？零零碎碎的旧东西也没有完全藏好。德寇正好在展开寒衣运动：给自己的军队征集寒衣。他们要求大家捐赠。那个军官看到我的几件皮袄，拿手指着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用手比划，用话尽量解释，说是我给不可战胜的德国积极收集起来的礼物，一面陪笑，一面鞠躬。我看见，他也在笑，说：好，好。
后来他们派了一个移民中的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