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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地下室里。我们注意到——吴拉先柯神色十分沮丧地踱来踱去。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还是那样的情绪。即使在作战时他也不象以前了。我们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仔仔细细问他了：‘什么原因呀？也许你需要多喝一些，喝一份不够吧？也许女炊事员马鲁夏使你梦魂颠倒吧？’他摇着手，央求我们别纠缠他。但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底细。他说：‘弟兄们，你们记得吧，我早在一九三九年就被批准入党的，这你们大家知道吧？’嗯，我们当然记得这件事。‘现在，他们不承认我是党员了。库罗契卡拒绝给我登记。我在突围的时候把自己的党证埋掉了。我要到那里去找，可是足足有三百公里的路程，只多不少。’”
第三个战士热心地凑和道：“库罗契卡官腔十足，存心拖延，这是很明显的。”
“他应该考虑到这件事使一个人受了委屈，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证明他真正是党员。他在村子里表现得很积极：常在会场上鼓动宣传；常给菜园工作队讲解时事；而且待人接物，细心周到。例如，我自己在战前便见过彼特罗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作为证人把一切都对党组织书记库罗契卡坦白说了。但结果更糟了。”
“他不承认吗？”
“不。他说：‘你们没有这种权利。要是彼特罗·吴拉先柯果真是党员的话，决不会跟你们非党人员请教这种事情。’”
我打断了控诉人的话头：“不过你们究竟不了解事情的实况啊。吴拉先柯在军队里耽过，可能在那里犯过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呢。”
一直沉默着的第四个战士，现在认为必须插进来说话了：“我和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我同吴拉先柯同属于一个排。我没听见过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事。费多罗夫同志，这件事您推测得并不正确，吴拉先柯什么警告也没受过。”
我感觉兴趣的是，同志们为什么对吴拉先柯的事情这么热心。
“第一，这个人焦急不安，我们同情他。”
“好，那么第二呢？”
“说到第二层，这是主要的。我们小队里连一个党员远没有。费多罗夫同志，您想想，这对于我们不是相当重要吗？第三，是公道问题了。”
我把共产党员列入名册的规定制度告诉了控诉人。
“遗憾得很，同志们，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我无权破坏省委规定的制度。”
我似乎没有把他们说服。他们去了一定很不满意。过了五分钟，和吴拉先柯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个同志回来找我了：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请您告诉我，如果我入了党，我可以替彼特罗辩护吗？”
“你光是为了这件事想入党吗？”
他对我惊奇地看了一眼，接着十分严肃地答道：“我想，您是在开玩笑，费多罗夫同志。只为了这件事申请入党该是愚蠢的。我早在团队里就写过申请书，但是没有来得及缴上去。我还保存着介绍书呢。”
“你们在哪里被包围的？”
“基辅附近。彼特罗和我吃了三个多月的苦才找到游击队。”
“你身边一直带着那些介绍书吗？”
“一直带着的。”
“那么说，吴拉先柯埋掉了自己的党证，而你却随身保持着介绍书了？”
“正是。”
理解到这样说对于他的同志不利，他发觉说错了，连忙补充道：“那毕竟有分别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彼特罗有党证，而我只有一份候补党员的申请书。”
“到这儿来，让我看一看。”
他脱下军大衣，拆开背部的里子布，拿出摺得整整齐齐的、用防水纸包着的三份党组织打印过的介绍书和一份自己的申请书。
“揉皱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带着认罪的声音说。“这一张是现在已经阵亡的伏朗科中尉写的。这是上校戈采里泽同志亲自给我的，第三份正好是吴先柯的。他在我们机枪组里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好。我就是他鼓励入党的。”
我审查了证件。然后仔仔细细地向战士的眼睛看了一眼。不，假定这一切全都事先想好是不可能的。何况同申请书和介绍书包在一起的，还有妻子和儿女的一张照片，以及因在集体农庄工作优良而获得的区苏维埃的奖状。
“唉，你们真是些古怪人。你瞧，这不是证据吗？”我把吴拉先柯的介绍书指给这位战士看。“这里甚至有他的党证号码和入党年份——都说全了。把你的好朋友叫来吧，告诉他，要他谢谢你。”
你得看看，他多么高兴地听着我的话啊。
“不错，不错，我们真实些古怪人。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啊，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为人好极了，那样开除党籍是不公平的。”
他离开我的时候，起初慢慢地走着，后来加快了步子撒腿跑了。
我听见他在大声叫喊：“彼特罗！到这里来，彼特罗！”
参加省委会议的，除了委员们——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卡普拉诺夫、德鲁日宁、雅列明科、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以外，还有参谋长尔凡诺夫、助理书记巴利茨基，有时侯还有分队指挥员们和党区委书记们。
省委总是在战斗的空隙时间，在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点开会。冬天多半在地下室里，但是当部队在行动时，就在我的橇车旁和篝火边了。
往往有这位或那位同志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会议：因为需要发布命令，解决迫切的问题。往往战士中也有人跑来报告什么事件。
我想讲述的会议，是在无数的简间断中召开的，那时我们正在参加作战。
我没打算拿当时环境的细情末节来使读者厌烦。现在要记起个别的同志的发言是很困难的。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些非常重大的。虽然事先有过不少争论，可是采取的决议却是一致的。
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各支队合并以后便赢得了战斗力。进行得手的波戈列察之战已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当时当大家明白部队的巩固引起移动，当我们为了不致全军覆没而不能留在原地这一事实已变得很明显时，许多人开始抱怨了。
比沙拉勃叫嚣道：“我们在抛弃家乡，啊哼－呃，放弃自己的根据地！”
格罗明科出乎意外地附和他道：“从这儿我哪里也不想去：这里周围的一切我都熟悉，全都侦察过了。把我扔在这儿吧！我单独和自己的弟兄们……”
事情弄到说出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来：“除非跨过我的尸体！我情愿死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等等……
但是当我们告诉他，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会给自己招来他今后继续留在党内的可能性的问题时，格罗明科沉思熟虑了。接着他走来说：“同志们，我服从党纪。”
但是单凭省委的命令或决议，单凭人们还没有了解意义的命令和决议的力量来约束人们，也就是说专靠上级领导人员的威信来取得的纪律，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是决不能长久的。
我们想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当我说“我们”时，我心目中这个词儿就是指党的省委。但这也许是领导上的任性，不顾正确的意思，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愿望吧？
是的，有些同志就是这样讲的：“费多罗夫已给他战前工作的规模冲昏了头脑。他是虚荣心很重的人，不能安于现状：在他指挥下的总共不过是小小的一队人——一个省支队。”
有人反对道：“为什么说是费多罗夫呢？决议是由党的省委通过的啊。”
“我们知道，”那些反对建立庞大联队的人回答道。“省委全体委员都服从支队司令员费多罗夫，在省委会里他也坐着第一把交椅，谁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呢？”
只有在激烈的辩论中失去理智的人，只有不懂得党的领导原则的人，才能这样议论。
不，斗争的理论迫使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坚决地坚持合并支队的路线。在通过这项决议时，省委首先预计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给他们定下的组织任务的完成：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人尽可能吸引进对侵略者的斗争中来。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一定时机内找到事变过程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便能握住整个链条而准备好达到战略成功所必要的条件。
问题是要从党面前许多任务中间挑选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当时工作的中心点，实行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在那个时候，我们发动苏维埃人民起来和侵略者斗争的事变过程的特别环节，是建议一个强有力的游击联队。它是这样的一个联队，它的存在和作战会使留在被奴役的地区里的千千万万人民都知道；也会在党的号召下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儿女吸收到自己身边来参加游击队。
假如把乌克兰的所有支队，甚或把一省的所有支队都合并起来，那就愚蠢了。但是一省的游击联队至少必须有力量足以：
一、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二、和前线及我们苏联后方经常保持无线电联系。
三、有一个供从苏联后方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降落的飞机场。
四、把自己的宣传员干部分门别类，使那些干部能够分析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对苏联人民解释他们面临的任务，对居民广泛地报道各条战线上的真实情况。
五、有一个印刷所，刊印并散发传单和报纸。
六、把根据地作为政治的领导中心，指导省内全部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
七、作为所有当地的支队和附近各区的抵抗小组的刚毅性与纪律的榜样。
显然，小支队较之大支队只有一个优越点，那就是容易隐蔽的可能性，但是不能解决列举的问题的。
有些个别的同志，表达了一批政治方面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