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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到党的省委会去商量商量，但更多的是和党的地下区委和共青团委的领导人——伊凡·马德扬诺维奇·库罗契卡和彼特尔·舒齐科碰头。
乌克兰共青团霍尔梅区委第一书记舒齐科是最“老”的游击队员之一。他同伊凡·库罗契卡早在沦陷以前就组成了歼敌团。
往后这个团几乎整个地并进了游击队。那时，舒齐科也进了森林，成了侦察员。但是和霍尔梅方面并没有失掉联系。共青团地下区委总的领导还是由他来负责。
舒齐科很了解农村青年。他同第二书记捷尼先柯同志一起事先选拔了乡村地下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员，拟定了一系列秘密住所。在霍尔梅、在波戈列察、在巴勃里克农庄、在琴奇基、在科济洛夫卡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在整个沦陷时期中积极活动。可宝贵的是在霍尔梅区里，乡村小组的一些领导者不顾严格的秘密活动，彼此之间都有联系，并且经常到我们森林里来。他们是按照省委总的计划工作的。
“生活这样开始”小组是最大的、最活动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的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这九个人是：科利亚·耶列明科、舒拉·奥麦年科、菲尼亚·奥努科娃、菲佳·列兹尼琴科、卡嘉·季雅琴科、列昂尼德·特卡琴科、菲尼亚·谢夫佐娃、纳佳·加利茨尼卡亚和纳斯佳·列兹尼琴科。这是司令部。本区中心和附近各村的好几十个共青团员都隶属于这个司令部。
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寇占领了霍尔梅几天以后，他们在第一次大会上已经拟定了行动纲领。
在这第一次会议的记录里记载了“生活这样开始”组织的基本任务：
甲、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鼓动工作。
乙、发动人民起来跟敌人作斗争，组织对德寇一切措施的破坏工作。
丙、为游击队组织后备队。
丁、在居民中为游击队收集和拿出武器弹药。
就在这个相当广泛的会议上，以公开的民主方式选出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委员会组织。按照秘密工作的条件，这个组织当然是不应该成立的。
尽管如此，这个组织毕竟活动了半年多，做了许多工作。
按照党区委的指示，共青团员们给游击队找到了两架收音机和全套蓄电池。此外又给自己弄到了一架收音机。萨沙·奥麦年科找到了一架损坏的打字机，基辅工业学院的大学生菲佳·列兹尼琴科把它修好了。
他们经常印出象报纸一样带有苏联情报部通报和霍尔梅区的生活新闻的传单，按时地照固定的地址送去。那里的人又把它抄写多份，继续往远处传播。在几个月中印刷、抄写和分发了一万五千多份这样的报纸——传单。
到十月革命第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小伙子们给游击队员收集了十八颗手榴弹、八支步枪、五千发子弹和四支手枪作为礼物。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早晨，霍尔梅区居民看见了所有的高楼大厦上和半毁的了望塔上都插着红旗。这些红旗挂了好几天。十月革命纪念日是在兴奋热烈的快乐情绪中度过的。
秘密警察部队得知这件事，突然闯到区中心来了。但是当时德寇还没有组织起伪政权，也没有建立起间谍网，“盖世太保”人员没有能够找到十月革命示威的发起人。
十六岁的九年纪学生琳娜·特卡琴科，领导了一个侦察组。她和游击队安排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接力联络方法。在到支队来的路上的每个村子里，琳娜都有自己的弟兄，他们一接到密码书写的消息，便立刻动身，把它转交给下一个村子的通信员。当我们在霍尔梅区附近驻扎的时候，年青的地下工作者总知道我们在哪里。
最近，霍尔梅区共青团通过我们接到了西南战线司令部布置的任务：侦察敌方的交通线。虽然他们中间一个军人都没有，却也出色地执行了这个工作。
正月初，卡嘉·季雅琴科和菲尼亚·谢夫佐娃到支队来找我们。她们带来了恶劣的消息：‘盖世太保’的特务人员已经探出地下活动小组某些人的踪迹。他们决定暂时逃到森林里来。但是伪警在路上拦截了年青人。卡嘉和菲尼亚逃跑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员都被逮捕了。
然而过了几天，通信员报告说，弟兄们已自行设法脱身了。他们是被区里和村里的伪警扣留的。共青团员们给释放了，可是要他们回到固定居住的地方去。就在这里，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回去以后，甚至没有等过一个星期，又开始继续原先的工作了。
同时，一些扫荡队和庞大的兵团占领了游击队营地四周的所有村落和农庄。无论是从我们这里出去，或是到我们这里来，都变得不可能了。无论如何，我们的侦察员们的企图已好久没有成果。
不久我们便被迫撤出这个住惯了的地方，转入叶林诺森林。直到三月中旬，党省委的通信员才能常到霍尔梅去。他们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生活这样开始’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委员会全体被捕。三月四日，七个人中间有五个人被枪毙了。又过了几天，纳佳·加利尼茨卡亚也被枪毙了；第七个委员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在审问时显得犹豫畏缩。‘盖世太保’把她释放了。我们很清楚，‘盖世太保’是不会那么轻易释放什么人的……阿纳斯塔西亚和她的两个女友——马里亚·奥努科娃和阿列克桑德拉·科斯特罗玛，过去是组织的普通成员，现在只在伪警或德寇的伴随之下才在乡村的街道上出现。过了一段时期，这三个人都“自愿地”到德国工作去了。
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马·奥努科娃和阿·科斯特罗马都不是霍尔梅当地的姑娘，人家都不大认识她们，组织上的一些领导者能允许这些外来的、认识不够的人来参加地下活动的工作，是一种冒失的、粗心大意的行为，科斯特罗马甚至还不是共青团员。
我们的侦察员拿到了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的日记原本。她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记的。在这种情况下写日记，无论如何都是不智之举。固然，她没有写过关于地下小组的任何事件，但提到过她所遇到的许多人的名字。她没有举出姓来，但写得不难使人猜到谈的是谁，如：‘布罗尼亚·姆，奥利亚·恩，科利亚·耶，萨沙·奥来了。’她把姓的开头的字母都写了真的。
从日记里可以看出，阿·列兹尼琴科受了科斯特罗马的影响，传给了她宗教的情绪，终于介绍她同一些伪警相识。
带便谈谈，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在乡村里，在小镇里，甚至在小城市里，年青人照例认识所有的同年人。关系是很普通的：一起上过学，一起在集体农庄的地上干过活，晚上一块儿散过步，在电影院里见过面。德寇也是从这些“朋友们”中间招募伪警的。为了和这些老朋友鲜明地划清界线，必须有警惕性和党的原则性。外加，乡村的伪警往往上街不穿制服，甚至连袖章也不带。
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从小就知道工厂主、老板、地主、官僚、富农、村长、警察和宪兵——这一切人都是敌人。工人和贫农从母亲的奶汁里就吸收了对于这些阶级的异己分子、甚至对于他们的儿女抱着警戒的态度。工人会对自己儿子说：“你别相信少爷。”农民经常劝告自己的孩子远离富农的儿子，特别是地主、巡官和神甫的子女。
在我们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孩子们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长大的。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在街道上——关系到处都是不受拘束的、自然而然的、真心诚意的。不仅消灭彼此的疑心，而且指责彼此的疑心。这样做是对的。苏维埃人的道德品质变得一年比一年高了。
但是战争，特别是沦陷，急剧地改变了环境。警惕性成了日常行为的法则之一。在战争期间，没有纪律、没有警惕性是一步也迈不开的。
我们很快就了解游击队中军纪的必要性。在地下工作人员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纪律，也需要同样的纪律。可惜的是霍尔梅的人们不认识这一点；即便知道，也没有认为它有重大意义。他们没有经验。甚至一些领导者对党史也学习得不够深入。诚然，革命前俄国的地下活动的条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却教导我们不仅在地下活动中遵守纪律的必要性，而且教导我们怎样去达到目的。
科利亚·叶列明科是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战前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快活、积极、很活动的小伙子。他看过很多书，是个运动员：滑雪手、溜冰手、第一流的游泳家和酒精厂足球队的队员。他的名字是农村青年中间最受爱戴、最有声望的名字之一。当发生了沦陷的危险时，科利亚请求参加游击队。上级建议他留在地下活动，领导组织。他兴高采烈的同意了，并且马上就以自己素有的精力着手干实际工作。他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当然，也不知道挑拨离间和间谍活动的卑鄙手段。他主要的缺点是轻信人家。但我们已经见过，列索沃耶地方的博契科——经验丰富得多的、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上了年纪的老党员——也是由于自己轻信人家而牺牲的。
在里霍尔梅不远的琴奇基村子里，有一位非党的、名叫马利亚·瓦西里耶夫娜·马兰申科的老太太，就是尼古拉依·叶列明科的亲伯母。她原是波多里斯克城的纺织女工，退休领养老金以后就打从莫斯科附近搬到这里。早在大革命以前，马里亚就参加了革命的罢工运动。从德寇占领的第一天起，她就跟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她的小房子成了秘密住所，我们的侦察员们常常隐匿在那儿。老太太转送人员到支队里来，给游击队员烘面包。一句话，她是自己人。
下面是马里亚讲的关于英雄共青团员们的殉难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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