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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英明地叫我不离开您……西蒙年科在哪里呢？”
“他也走了。”
“他会到了妈妈没有？”
“我在她那里做了好几天客。”
“他是个大好人。象我一样，爱妈妈，爱家庭。您看他会牺牲吗？也许不会。也许他还在打仗，在打德国人，您认为怎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我们随身带来了一点儿面粉，一块油脂，一大块糖——这种糖，在卡普拉诺夫的仓库里还剩下半袋了。
雅可夫把这一切财物全放在板凳上，两手微动，嗓音里带着突然的贪谗心说：“我现在可以吃一点儿吗？您要知道，生过斑疹伤寒的人是很谗的……”
他啃着油脂，把纸包着的糖塞给了小姑娘：“纳斯琴加，给你……”他使劲地嚼着说，“大概我一下子不能吃那么多吧。我听到医生劝我忍耐。纳斯嘉，你别拒绝，我知道，所有的孩子都爱吃甜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她能象老大娘那样给孩子们讲打仗的故事。我真想念那些谈话，您大概认为我说的还是梦话吧。您有时间听吗？”
我请求雅可夫，只要是气力够的话，把自己遭遇的一切按着次序说一遍。他马上便开始了。有时侯他转上一口气，嚼着油脂，接着把它放在一边又讲下去。格罗明科说，他要在街上去等我。屋子里空气又闷又腻，好象在设备不好的医院里一样。我也有点不舒服。我向雅可夫提议立刻和我一起动身到营地里去。他摇摇头。
“我恐怕没有这种权利。现在我必须供养和看护这位曾对我这样关心的女主人。您别以为雅可夫不想当游击队员。我力求活命，好为所有居民的苦难和自己的苦难报仇。我已不相信妻儿还活着，不，您别劝我吧。等老大娘复了原，我准上您那儿去。您要注意，我现在还没气力从地上捡起步枪，不用说开枪了。那么，您听吧，如果可能，别走开，这真是个痛苦的故事！”
我在一张跛脚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本来要听听雅可夫的故事。他的罗嗦使我生气，但我懂得这是伤寒病和长期孤独的缘故。
“您以为这里真的没有危险吧，要不，您带了警卫队吗？”雅可夫问道，“为什么再添牺牲者呢？要是您为我牺牲了，那将是我一生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当然不希望您走。事情是这样的：我离开伊琴雅支队时，不知怎的想起了住在科留可夫卡的我老婆的叔叔，伊兹拉利·法因斯坦。他在炼糖厂里当马具工人，常在假期里骑马到尼真来，我们俩便在那里一起大喝烧酒。那时我们是快活的。他身体很强壮，有钢铁般的坚毅精神；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过十月革命，后来还亲自见过萧尔斯，甚至用情报帮助过他。我胡思乱想起来，说不定我的老婆已从尼真到他那儿去了，决不是在尼真被扫荡队抓去的。于是我拐到科留可夫卡去了。农民们告诉我，那边没有德寇，游击队完全控制一切，仿佛连苏维埃政权也组成了。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哪知一切完全相反。实际上，游击队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了。顺便说说，那边不知为什么没有德寇，或者他们害怕立刻进来吧。他们好几个钟头还不出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象在猛烈的暴风雨以前，雷电已经打闪的时候以后。
我上药房去，心里这样想：要是伊兹拉利还在城里的话，药房里一定知道。那边的药剂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药剂师不在。看门的女人对我说：‘快快逃跑吧，犹太人害怕迫害，全都躲在家里。’我问：‘伊兹拉利呢？您大概知道他吧？’看门的女人回绝我说，伊兹拉利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动身上尼真去了。那就是说大家正好走了相仿路。我刚在这么想的时候，机器脚踏车部队已在街上急驶过来。您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还没留胡须，外表看来近乎乌克兰人：小胡子长长了。我记得在尼真是，机器脚踏车部队横冲直撞为的是要强烈的喧嚣和恐惧，却不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停下来。这是安全的时机，于是我便勇敢地回到街上。我想，上哪儿去呢，上伊兹拉利住的那所屋子去吧，它就在医院旁边。您在听着我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还是已经打起盹儿来了。”
“你会累坏的，雅可夫，”我说，“吃吧，别忙。”
他又抹了抹额头，然后嚼了一会儿。西多罗夫娜在屋角里呻吟，小姑娘在炉子里放了几块劈柴，又向我要火柴。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点着了火，双手向它伸去，就那样长久地站在那儿，也不四下望望。
“整个的惨事在这儿，女主人被我传染了，”祖谢尔曼说。“她做好事花了极大的代价。她已五十出头了，现在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对伤寒病来说，最糟的是心里不快活。她可能死。在她那方面这是何等牺牲。您要注意，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预先警告过她，但是老大娘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上帝要带走她的灵魂，那反正是免不了。我本来早就要离开的，可是因为发烧害病，已经不能走动了。”
雅可夫谈了不下一小时工夫，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我不准备把他的全部引用过来，故事的继续部分是这样的：
德寇在第二天就挂出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集合地点去，随身带着全部财物。德寇已经大批开到。要逃出镇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药房看门人的妹妹在医院里当保姆。她和别兹罗德内医师说妥以后，就把祖谢尔曼放到病床上去，那时他还是完全健康的。
可是事情却这么发生了，当天晚上，德寇决定来视察医院，为的是要把它改成陆军医院。他们把守门人推在一边，径自走进病房来。
祖谢尔曼听见他们在隔壁病房里这么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什么民族？”
逃走已经不可能了。窗户朝街，房门通走廊，而德寇就在走廊上。就在这儿他把巴丘克的信吃掉了。
“我已经完全同生命告别了，因为我知道投案登记意味着什么。为了要记住巴丘克写给您的信，我很快地把他的信过目了一遍，然后急忙把它嚼烂了咽下去。我尽打噎，但德寇没有听到。这时候药房看门女人的那个亲戚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保姆。她们带着一副担架，并且低声对我说：‘躺下吧，病人，你现在是死人啦！’我躺了上去。她们拿被单把我盖上，从德寇和伪警身旁抬过。我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妇人象说家常话一般很镇静地回答：‘害伤寒病死的。’有个伪警把被单揭了一下。我大概苍白得好似尸体，因为他漠不关心地说了声：‘啊……’，于是我便给抬进了院子。但是那里也有兵士，妇人们把握抬进了停尸室，抛在板台上。那里躺着三具尸体。因为有些人实在是生伤寒病死的，特别是那些脱逃的俘虏里头的。我躺着，躲在死人中间，可是比他们更难受。我那么躺了一个多钟点。从这时候起，在九昼夜之内，德国人一走近医院，我便飞奔到停尸室去，躺在那些可怕的伙伴中间。夜里，我有时能到城里去，鼓动犹太人逃亡，别去登记。在谢甫琴科大街上，好象是在十九号房子里，我找到了几位好人。他们和你们的女游击队员马鲁霞·丘赫诺有联系。丘赫诺叮嘱我必须忍耐，叫我暂时帮她写传单。有一天，我睡了一觉，打从停尸室来到那间房子时，那里已经只剩一堆灰烬。人们告诉我，早晨德寇把马鲁先·丘赫诺和一批犹太人一起在街上押送过去了。三百个犹太人和俄罗斯姑娘马鲁先·丘赫诺都给枪杀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体温到了三十九度。我认定，现在已经反正一样了，呈现了不顾死活的勇气，第二天一早便公然上城里去了。我把手指扣在手枪的扳机上，而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颗手榴弹。
我村郊碰到两个骑马的伪警。象在军队里学过的一样，我让他们接近到很近的距离，首先枪击了一个。另一个开枪打我，没打中，我跑过一边，对他扔出了手榴弹。无论如何，马儿独自溜走了。也许这个巡警受惊跳下了吧。我也跑进了田野，并没有人来追我。”
祖谢尔曼害着伤寒病，勉勉强强移动着脚步，顺着大路和森林潜行，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在几昼夜中，他冒了很多险。最后他跌到在水沟旁边，失去知觉。过路的把他装上马车，载到了自己的村庄里。他醒来已经在西多罗夫娜的草屋里了。
“她给我喝牛奶，虽然没有奶亲。她给我烤马铃薯。而现在您瞧她又把病传染上了。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明白，全是我的错。等我复了原，参加支队时，您该给我一顿斥责，或者更重的处罚我。”
他把巴丘克那封信的内容转告了我。
“这封信是雅沙，就是说巴丘克同志当面口授的。他的妹妹让娜记了下来。她对我说，要是我能象演员那样背得出来就更好。可是当时没有时间。我在路上真的试过，背得出一点儿，可是并不完全。在生病以前，我记得信的开始部分，就象记得九九表一样。等一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说不定我还背得出来……”
祖谢尔曼合上眼睛，好久没有做声。我也沉默着。小姑娘照旧背朝我们站着，在她生起的小火堆上烘着两只手。可以听到老大娘怎样喘气，木柴怎样噼哩啪啦地响，纳斯嘉怎样咂糖。看来这个饿透了的乡下姑娘好象什么事都与她无关。
祖谢尔曼总是不做声。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这时，纳斯嘉突然背着炉子转过身来，急忙把糖吞下，用平静而认真的声调说：
“信是这样开头的：‘省委书记同志，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
祖谢尔曼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带着隐藏不住的恐惧心盯着纳斯嘉。
“什么？”他喊道。“你从